1950年1月15日，在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招商局香港分局及聚集在香港的13艘招商局海轮在中共党组织和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的精心策划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顺应历史潮流，不顾流血牺牲，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回归新中国的怀抱。香港招商局起义是当时轰动世界的爱国壮举，它与此前的“香港两航起义”等一起汇成了一股回归新中国的奔腾洪流。从此，招商局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一、香港招商局起义的背景
抗战胜利后，招商局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接收敌伪财产，购买美国、加拿大船舶，修复和新造码头仓库，恢复和新辟航线，开辟新业务，又恢复为一个庞大的企业。但因国民党发动内战，招商局被迫参与繁重的军事运输任务，招商局的主要运力几乎全部被用于承运国民党军队和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打内战的军用物资，正常的经营被打断，结束了短暂的辉煌，业务发展走向衰落。
1948年 ，国民党统治地区因“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完全失败，经济每况愈下，面临总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困苦。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中共中央发动和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国民党统治大厦行将倒塌。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迫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准备用招商局的轮船将他的残余军队运往沿海岛屿。3月，国民党指令招商局领导机构进行分拆，准备过渡班子，为应对统治崩溃做好准备。为此，招商局决定，由董事长徐学禹、副总经理韦焕章带一批人到台湾，将原来的台湾招商局改为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将所有的万吨自由轮和大吨位船舶集中到台湾基隆港。由俞大纲、曹省之率一批人员前往香港，利用香港作为自由港提供的特殊便利，成立华南招商局总管理处，接受台湾招商局指挥，加强对包括香港在内的招商局华南各分支机构的领导。将上海招商局总公司改称为上海分公司，由总经理胡时渊、副总经理黄慕宗等留守人员成立上海招商局应变工作小组，要求“在总经理仍能行驶职权时，总公司一切有关事宜仍归上海分公司办理”。
按照国民党应变部署，从1949年3月开始，招商局将一部分轮船先行开往台湾，再组织一部分轮船从上海装运国民党军队和物资撤退到台湾，并将一部分海外船舶集中在香港待命。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发动了渡江战役，歼灭了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古老的中国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迁。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招商局总公司开始随国民党军队、机关一起迁往台湾。4月30日，招商局决定在台湾成立招商局总管理处，并制订了《成立总管理处后本公司业务处理暂行办法》。6月1日，招商局总管理处在台北正式成立，它成为了台湾招商局的总部机构。
撤至台湾的船只共计95艘，计24.6万吨，其中海轮（尤其是自由轮、大湖型轮、格莱型轮等性能较佳之巨型船舶）80艘，占原有海轮总数的81%，共计22.4万余吨，占原有海轮总吨位的86%。撤往台湾的人员总数为5,356人，大约占当时全局员工人数的1/3。
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形势的鼓舞和中共地下党的教育、影响下，总经理胡时渊、副总经理黄慕宗、总船长马家骏等招商局领导成员决心留在上海，抵制搬迁台湾。在他们的示范和带动下，招商局各总分支机构共有2/3的员工约9300多人憧憬新中国，坚守岗位，想方设法积极做好护产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航运处处长于眉、副处长邓寅冬等率领接管干部进驻招商局上海总公司。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任命于眉为驻招商局军事代表（后为军事总代表），邓寅冬为副代表，董华民等6人为助理代表，对招商局总公司执行军事监督及办理接管事宜。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立即发布《总经理通知》，号召各部门、各单位和全体留守上海的员工积极行动起来，配合接管工作。各地获得解放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和员工也以高度的热情完成各项交接事宜。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军管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在保持原有各种组织、内设机构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对招商局总分支机构的资产进行清理、登记，并在下设的部门派遣代表，组织原有人员去管理和经营，保障各项业务照旧开展。
6月5日，上海市军管会举行接管招商局上海总公司交接仪式。这标志着历经两个朝代的招商局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从此，招商局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招商局上海总公司和招商局台湾总管理处成为了招商局的两个权力中心，隔海相望。处在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招商局由于其特殊历史环境，虽然与新中国近在咫尺，却只能孤悬一隅。是回归新中国，还是跟随国民党退守台湾，撤退到香港的招商局船舶和在港英政府管制下香港招商局，面临着重大的历史选择。
1949年4月13日下午，招商局“中102”登陆艇载着国民党的特种部队——被蒋介石视为“掌上明珠”的伞兵三团2500名官员及大批军事装备驶离上海黄浦码头前往福州。当船驶出吴淞口后，团长刘农畯召开军官会议，宣布起义，北上青岛。船长林祥虬率领“中102”艇全体船员，积极配合国民党伞兵三团举义旗，成功抵达解放区。“中102”登陆艇的成功起义，为此后招商局一系列海轮起义起到了先锋作用。1949年11月9日，停留在香港的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驾机起义。五天后，国民党驻香港的资源委员会也宣布起义。这震动了世界，更是震惊了台湾国民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拉开了招商局起义的序幕。
二、香港招商局起义的经过
海峡两岸争夺香港招商局。这时的香港招商局，已是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除海外的日本分局外唯一可以控制的分支机构，台湾招商局自然是力图维持。台湾国民党和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害怕香港招商局也重演起义，不敢怠慢，采取多方措施力图避免出现类似的事件。国民党派出已经调离招商局的曹省之、俞大纲前来香港，利用同乡、同学、朋友和熟人等关系，对香港招商局的上层职员和一般员工进行威胁利诱。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决定派船务处处长王鹤、基隆港港务长唐桐荪前来香港，企图直接掌控香港招商局。
对于香港招商局，中共地下党组织早就着手对其展开起义的策动工作。
当时，香港政治环境复杂，大批国民党特务因内战战败涌到香港。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华东财委香港工委、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香港海员工会都在利用各自独立的组织系统秘密策动。连贯、朱学范、饶晓风、吴荻舟、陈明、刘若明、米国钧、朱叔和等中共地下党组织人员与汤传篪、陈天骏、钱公铸、奚毓弟等香港招商局上层人员展开了极其艰苦的联络、策划工作。中共地下组织根据中央的要求，制订了策动香港招商局起义的方针：一、争取尽可能多的船舶起义，不要一条船一条船地搞；二、因为船长有司法权，先做船长的工作。对于策动招商局停泊在香港的轮船起义，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求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做上层工作，一方面做船员的工作，以做各船船长工作为主。
除中共党组织外，获得解放的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更以自身特有的便利、直接发动香港招商局起义。
针对当时香港招商局许多人员对起义后的去向、前途有所疑虑，上海总公司请已归属新政权的招商局原上层人物现身说法。1949年9月初，船长陈邦达受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的委托由上海乘火车到天津，转搭太古轮船公司的“嘉应”轮抵达香港。他给陈天骏和汤传篪带来了胡时渊、黄慕宗的亲笔信。胡时渊、黄慕宗指示香港招商局“克服困难，抓住时机起义”。为了让较多的招商局轮船在香港参与起义，陈邦达、陈天骏和汤传篪共同商定了准备起义的四条原则：一是表面上与台湾不分裂；二是找适当借口扣留来香港的船舶；三是维持南洋业务，尽量将船出租，以增加收入；四是对船员加紧宣传发动。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的领导和协助下，汤传篪和陈天骏沉着应对，有条不紊地开展举行起义的各项策划工作。
“海辽”轮首举义旗。在香港招商局秘密策划起义的过程中，1949年9月19日晚上8时，招商局“海辽”轮离开香港，转往太平洋的巴林海峡，宣布起义。“海辽”轮是第一艘在海外宣告起义的招商局轮船，它揭开了香港招商局系列起义的序幕。
1947年就担任排水量3000吨级的“海辽”轮船长的方枕流，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与中共地下党有接触，极力希望脱离国民党的统治。1949年4月14日，招商局“中102”登陆艇与运载的国民党伞兵三团同时起义，顺利回到解放区，为他提供了范例。9月5日，“海辽”轮在海南岛榆林港驶返广州黄埔港途中以加油为由停泊香港。方枕流船长在香港与早已结识、联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双恩会商，他提出的起义设想获得了党组织的同意。
在备足燃料、饮水、伙食物品后，方枕流按照香港招商局的指令开航黄埔。9月19日下午6时，“海辽”轮没用引水，在秋日的暮色中起锚启航。晚上8点，“海辽”轮驶近香港鲤鱼门航道出口。港口管理当局设置的前方信号台发出耀眼的灯光信号，询问“海辽”轮的船名和去向。方枕流船长走向船台，亲自回应。他故意用手电筒代替信号灯，发出混乱的信号。信号台无法明白，要求用灯语重复发信号。方枕流船长又用手电筒重复了一边。信号台人员自然又是莫名其妙。经过这一周旋，“海辽”轮已经驶过信号台，转向往北开去。随后，他将驶向汕头的航线，改为向北偏东，并在还图上标明改向驶往菲律宾海峡的转向点——横栏灯塔。方枕流船长格外兴奋地走下驾驶台，迅速召开船员大会宣布起义。当值班的二副报告“横栏灯塔正横”时，方枕流船长当即下令：“改向113°，驶向巴林塘海峡。”
为避过敌方的监视和搜查，“海辽”轮选择了经巴林海峡进入太平洋，绕开台湾岛穿过硫球群岛东北部海域，折向南朝鲜海域北上，过三八线直驶大连的绕道航线。“海辽”轮巧妙伪装船身，躲过国民党飞机、军舰和电台的侦察，经过九天九夜的惊险航程，于9月28日清晨抵达解放区大连。在驶抵港口时，“海辽”轮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海辽”轮成功起义，船员极其兴奋和激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方枕流船长代表全体起义船员，把他们在航程中精心制作、象征毛主席是“新中国的舵手”和“人民的大救星”的“海辽”轮舵盘及救生圈模型，交给旅大区党委转呈毛泽东主席，以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的敬意和回到解放区的无限喜悦。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以电报嘉勉方枕流船长及全体起义船员：“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
“海辽”在回到大连后改名为“东方1号”，在1953年又改名为“和平8号”，它加入北洋航线运输，为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战略物资运输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纪念“海辽”轮的起义壮举，新中国发行的五分钱纸币印上了“海辽”轮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交通类将其列入第一页。
招商局轮船神秘聚集维多利亚港。1949年6月，胡时渊和黄慕宗共同起早了一份通电，发给各海轮，希望“海外的船只早日回归祖国，与亲人们团聚”。10月初，起义返回大连的“海辽”轮也发出通电，呼吁在海外航行的各轮“把船开回来，不要再迟疑了”。上海总公司和“海辽”轮通电所发出的期盼，透过电波，渗入船员的内心深处。香港招商局还秘密鼓励停泊在台湾、华南沿海各港和航行东南亚等地船舶上的海员，寻找机会来香港起义。在新中国的感召下，从1949年5月起，一艘艘招商局海轮在香港招商局经理汤传篪、副经理陈天骏的策应下，聚集在香港。此前，它们都经历了一段不平静的航程和辛酸、苦涩的故事。
“林森”轮是招商局安排在上海、汕头、香港、广州航线上的定期搭客货轮。1949年4月底，“林森”轮从上海辗转来到香港，船长金知人和大副杨惟诚以修理船罗经为由在香港油麻地抛锚，金知人船长响应其叔父金月石的号召，乘机离开“林森”轮，回到解放区去。不少船员为了不再去运兵，申请加入香港海员工会，寻求帮助。6月初，招商局广州分公司为了让“林森”轮开回广州，任命大副杨惟诚为船长，命令他驾船回广州运兵，但没有人愿意执行命令。台湾招商局命令停靠在香港的“民312”轮把“林森”轮拖到广州。“民312”轮在香港海员工会的支持下，坚决拒绝执行拖航令。陈天骏告诉杨惟诚等待秘密起义的消息，请他在香港抛锚等待。
5月，“民302”轮由上海拖货驳到香港。10月，“民302”轮遵照台湾招商局命令开往海南岛八所，但在离开香港，到达垃圾尾岛时，被国民党便衣武装人员登船洗劫，船长谷源松为此十分气愤，经香港招商局同意后驾驶“民302”轮返回香港待命。
6月，“中106”艇以“尾缆绞盘需要到香港修理”为名开进香港，船长刘维英以安家费、预发半年工资、机器损坏等借口在汤传篪和香港海员工会的支持下留在香港。
7月中旬，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电令船长王俊山驾驶的“教仁”轮驶往湛江运兵。7月29日，“教仁”轮在回航广州黄埔途中的伶仃洋水面触雷爆炸，造成主机尾轴轴承螺丝断裂，无法前行，只好拖回香港修理。天遂人意，王俊山和“教仁”轮的全体船员很幸运地留在了香港。
7月上旬，“蔡锷”轮获准解除兵差，装上2000吨糖驶离高雄，向曼谷开去。7月下旬，“蔡锷”轮在曼谷卸完货，装上1000多吨杂货驶往香港。8月初，“蔡锷”轮抵达香港，陈天骏就来做船长左文渊的工作。汤传篪也嘱咐左文渊：你们就停在这里，要保护好船，还要保密。
8月，“海康”轮驶离仰光，装载600吨麻袋开航台湾高雄港。“海康”轮不理会台湾招商局的急催电报，在途径新加坡时，船员自购了200吨木材，以船员家属在香港做饭需要为名，向香港开去，在9月下旬抵达香港。陈天骏立即通知船长朱聚奎：把 “海康”轮留在香港，不开台湾。
8月至9月间，“海汉”轮奉命由基隆空放高雄，装800吨糖运到香港。船到香港，船长朱颂才即到香港招商局报到，向陈天骏表示要留在香港。
9月初，“登禹”轮离开台湾前往曼谷装米，在回航台湾的途中，因大部分船员反对开回台湾，船长沈达才即改变航向，于9月中旬抵达香港。
9月20日，“邓铿”轮离开香港，运货到汕头，卸货后装运国民党的败兵开往广州。由于这些官兵不肯离船，“邓铿”轮被逼送他们到北海，船上的食品被官兵一扫而光。船长罗秉球不顾台湾招商局的命令，将“邓铿”驶离北海，前往海南岛，于10月份直开到达了香港。罗秉球船长向香港招商局表示决不再去台湾，在香港抛锚。
11月，“鸿章”轮从台湾抵达香港，船员通过其他在香港停航的招商局船员获悉，香港招商局正在酝酿起义，他们按照香港招商局的通知，停航待命。
11月，在香港至新加坡航线上行驶的客货班轮“海厦”轮在香港停航。船长和大副既不想回台湾，也不想参加起义，便相继辞职，香港招商局调决心参加起义的王俊山到“海厦”轮任船长。
11月18日，“成功”轮离开台湾，11月23日抵达曼谷。11月27日，船长徐汉卿顺应船员的强烈要求不回航台湾，在曼谷装了一些杂货开往香港。12月3日，“成功”轮到达香港。
至1949年12月3日“成功”号驶进香港后，已先后有13艘海轮停留在香港，合共2.6万余载重吨，船员539人，形成了一支壮观的起义船队。留港船队的规模已经符合党组织发动起义的预期目标，香港招商局及招商局海轮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
汤传篪和陈天骏获得香港招商局的实际领导权。招商局华南管理处设立后，办事机构设在香港招商局内，主任俞大纲、副主任曹省之等人还在香港招商局领薪，它对华南各分支机构名为加强领导，实质上是作为招商局台湾总管理处的派出机关，发挥监视的作用。随着福州、厦门、长沙、汕头、广州等华南机构的逐步解放，招商局华南管理处的所能管辖的机构越来越少。到1949年10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汕头市军管会公用事业接管部派军代表接管汕头分公司，华南管理处也就只有香港招商局一家机构可管，已经越来越失去存在的意义。当时，徐学禹对副经理汤传篪和陈天骏（兼职台北招商局总管理处运务部副经理和香港招商局驻埠船长）十分器重。1949年9月，徐学禹交给汤传篪20万港元，让他和陈天骏放手经营香港招商局。为此，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对香港招商局的领导人进行了调整。董事长徐学禹说服原经理陈冠澄辞职，改做顾问。10月14日，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以招商局总公司名义任命汤传篪为香港招商局的代经理兼业务组主任。10月20日，陈冠澄与汤传篪办理了移交手续。不久，徐学禹又安排陈冠澄回台湾（后去台湾招商局日本东京分局任经理）。从此，汤传篪和陈天骏掌握了招商局的实际管理权。1949年11月，在董事长徐学禹的安排下，招商局华南管理处主任曹省之，副主任俞大纲、李平山等相继调任，华南管理处实质上被撤销。曹省之、俞大纲等离任，增强了香港招商局的独立性，为香港招商局系列起义减少了障碍。
起义船长在香港思豪酒店签生死书。自1949年11月9日的两航驾机起义后，因船舶一开进香港，就不再出港营运，台湾对香港招商局的起义意图已有所察觉，异常惊慌，反对起义的暗流涌动。台湾招商局通电给在外航行的各轮不准停靠香港。同时，不停地打电报催促停泊在香港的各轮开往台湾。已前来香港的台湾招商局船务处处长王鹤、基隆港港务长唐桐荪，企图制止起义。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海员工会香港分会四处活动，到处散布谣言，煽动船员到台湾去。国民党公开通缉胡时渊、黄慕宗和陈邦达。徐学禹从日本写信催陈天骏离开香港。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台湾招商局眼看制止起义无望，当即断绝了对香港招商局的经济接济，向汤传篪和陈天骏施加压力。当时，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船舶每艘船的月工资就需要港币1万元。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香港招商局把招商局西环码头的一部分仓库出租给华东局设在香港的航运机构——运通公司，运通公司则预付租金给香港招商局。由此解决了船员工资和香港招商局陆地上的各种开支，渡过了财政困难。
12月初，陈邦达船长赶回上海，向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汇报了香港招商局筹备起义的进展情况。根据当时的紧急情况，中共党组织指示香港招商局，必须立即召集在香港的招商局各轮船长共商起义大计。陈天骏和汤传篪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协商后决定在香港中环的思豪酒店召开由各位船长出席的秘密会议。
1949年12月下旬， 陈天骏悄悄地请王俊山和左文渊通知在港各位船长：在12月29日上午，到思豪酒店聚餐。因陈天骏身兼香港招商局驻埠船长，请船长吃饭名正言顺。邀请发出后，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2月29日上午，陈天骏、汤传篪和周鲁伯早早就迎候在酒店的大门处。“海厦”轮船长王俊山、“蔡锷”轮船长左文渊、“教仁”轮船长罗秉球、“鸿章”轮船长蔡良、“民302”轮船长谷源松、“民312”轮船长张事规、“海汉”轮船长朱颂才、“登禹”轮船长沈达才、“林森”轮船长杨惟诚、“中106”登陆艇船长金鸿兴、“成功”轮船长徐汉卿、“邓铿”轮船长刘维英、“海康”轮船长朱聚遐及前船长周鸿印等14位船长一一到达酒店。陈天骏、汤传篪和周鲁伯引领各位船长在香港思豪酒店的餐厅就坐。大家聚集一堂，其乐融融。简单的午餐过后，陈天骏请大家到比较僻静的34号房，郑重地向大家宣布要召开一个简短的会议。陈天骏向各位船长宣读了一份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的电文，大意是：英国政府可能要承认中共政权，在香港的船舶要速开台湾。随后，陈天骏放下电报，讲到“海辽”轮起义、“两航”飞机起义的历史重大事件，分析了国内形势，并宣读上海招商局总公司号召香港招商局和滞留在香港的招商局轮船起义回归新中国的电文，以此征询大家对起义的态度和决心。在会上，汤传篪向大家介绍了香港招商局的经济情况，希望大家同舟共济，渡过难关。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起义，决定“在任何环境下之下一致行动不开往台湾，一面复电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称各轮因燃料、淡水、伙食、物料、薪津及修理费无着落无法开航，另一面从当天起，与台湾断绝关系，留港招商局船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一切服从新中国领导。”
为了表示举行起义的决心，大家毫不犹豫在王俊山所做的会议记录纸上签名。“中106”登陆艇船长金鸿兴、原“海康”轮船长朱聚遐及“邓铿”轮船长刘维英因他们还有亲属在台湾，为防止国民党的迫害而不便签名，但表示坚决拥护起义。
五星红旗在香港海湾冉冉升起。思豪酒店会议后，汤传篪和陈天骏多次组织各船长共同研究起义部署。陈天骏请吴荻舟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并请党组织决定起义的具体日期。
当时，英国政府正在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党组织指示香港招商局留港各船在起义问题上不要操之过急，待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新中国时再宣布起义，免遭意外挫折。1950年1月5日，英国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9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令驻在香港的原属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切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侨务等机构的主管人员及全体员工，你们务须各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档案，听候接收。严禁反动分子有任何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情事。原有员工，均可量才录用。其中保护国家财产有功者，将予以奖励；有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情者，必予究办。”
英国的外交承认为香港招商局及13艘留港轮船起义排除了最大的障碍。周总理的保产命令使留港的招商局员工和船员倍受鼓舞，起义热情更加高涨。
当时香港情况非常复杂，逃来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过万人，单是军队已6000－7000人。港英政府把他们缴了械，作为难民对待，并集中在调景岭。他们随时可能制造事端、进行破坏和捣乱。为确保安全，香港招商局组织了一支巡逻队，在办公大楼上设立监视哨，对码头、仓库等处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中共地下组织紧张地部署香港招商局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月11日，香港招商局做了人事调整，宣布由汤传篪、陈天骏、周鲁伯负责全局工作。汤传篪、陈天骏与华东财委工委、华南分局香港工委拟订了《起义宣言》、商请换旗和起义日期事宜。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香港招商局于1月15日起义。
一切准备就绪，14 日晚上七时，香港招商局派驻埠船长左文渊、驻埠轮机长瞿唐、驻局报务主任高晓峰及驻局业务主任龚以恂，带着13面五星红旗及13份通知，乘汽艇分送各轮，同时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及密码本收回，通知各轮于翌晨八时，升挂五星红旗。
1950年1月15日早晨8点，在香港招商局办公大楼的楼顶、招商局的仓库、码头上，升起了五星红旗。与此同时，在“海康”、“海汉”、“海厦”、“鸿章”、“林森”、“教仁”、“蔡锷”、“成功”、“邓铿”、“登禹”、“中106”、“民302”、“民312”等13艘轮船的甲板上，各轮船长率领全体船员，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这十多面五星红旗同时冉冉升起，13只汽笛齐鸣。这如同一场热带风暴，震动了香港和世界。
升起的五星红旗和轰鸣的船笛，向世界宣告香港招商局及留港的13艘海轮共计539名员工成功起义。当天，汤传箎和陈天骏乘坐汽艇到各轮视察，召集全体员工开会，并发表《告被劫持在蒋党区的招商局兄弟书》，呼吁在国民党下的船员保护被劫持在台湾、日本的船只及财产，并且早日寻求机会，回到人民怀抱。同时又发表了《香港招商局及留港各轮全体员工的启事》，表示遵奉周恩来总理的保产命令，负责保护国家财产，听候接收。
香港招商局和香港招商局轮船改挂新中国国旗后，英国政府极度恐慌，担心这一事件危及英国对香港的统治。为防不测事故，港英水警船紧急到起义轮船周围巡逻，英国驻港海军也派遣炮艇，巡逻澳门至香港一带水面，气氛十分紧张。
香港招商局及13艘海轮同时起义，回归新中国，是当年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有多家报社争相报道。
1月16日，新华社从广州发出电讯，告知香港招商局及留港全体船员“接受上海总公司的领导与管理，等候总公司的命令，准备回到新生的祖国，参加发展人民航运事业的工作”。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香港招商局船员宣布，遵奉周总理的命令，坚决保护财产，听候接管”的消息。同一时间，香港《文汇报》在内版以头条大字标题报道香港招商局“参加人民新海运事业”的消息，报道称：“国营招商局香港分局昨日正式公告，遵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1月9日自北京发出的命令，香港招商局及招商局在香港各轮船员，决心保护国家财产，听候人民政府接管。”香港其它报纸和广东《南方日报》也以醒目标题报道了香港招商局海员起义的消息。
1月17日，香港招商局保产候命委员会成立。当晚八时，香港招商局保产候命委员会在香港海员工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港九各界人士及新闻界郑重宣布，香港招商局全体员工决定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保产候命，呼吁港九各界人士给予支持。《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即《英文虎报》）、路透社等报社和通讯社的记者出席了招待会。香港招商局事务组主任、保产候命委员会委员江海涛在会上介绍了招商局的历史、香港现有资产情况及起义经过。香港海员工会主席张东荃主持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香港工联理事长张振南、工联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席卢政之、太古船坞代表叶光、海军总署代表郭树堂、九龙船坞代表麦河志等也发表讲话，表示支持香港招商局起义。
1月18日，招商局上海总公司军事总代表于眉、总经理胡时渊联名致电香港招商局及留港船舶的全体员工，表示慰问和嘉奖，指出他们能够当机立断，站到人民的一方，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是令人敬佩的。1月20日，招商局上海总公司全体海员签名写信，向香港招商局起义员工表示慰问和支持。
在香港招商局和停留在香港的13艘招商局轮船起义的影响和带动下，“海玄”轮、“永灏”和“海辰”轮相继起义，为招商局起义回归新中国书写下最后的历史篇章。
1949年9月24日上午，“海玄”轮驶抵香港昂船洲，香港招商局汤传箎、陈天骏在中央酒家设宴热情招待薜邦祥、滕兆仁、吴志雄(服务主任)、陈荣生(轮机长)等人。出席作陪的陈邦达船长向大家介绍了招商局总公司和船员留沪家属的情况。“海玄”轮船员在香港招商局预支了六个月工资及伙食补贴，装足了燃油、淡水和物料等。10月17日，“海玄”轮启碇远航，驶往叙利亚的他基亚港，其后又抵达埃及赛得港。在赛得港加添燃油时，船员从英文报章得知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已在香港起义。1950年1月6日，船员又从广播得知英国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天后，又得悉香港招商局及13艘海轮起义的消息，大多数船员感到欢欣鼓舞，希望效法招商局起义船员，回归新中国。1月19日，“海玄”轮接到香港招商局的电报，要求船员把船开赴新加坡待命。与此同时，“海玄”轮又接获招商局台湾总管理处电令：你船立即驶返台湾，不得与香港招商局联系。1月24日，“海玄”轮终于抵达新加坡，船员在肃穆的气氛中升起了五星旗，向世界宣告：“海玄”轮庄严起义。“海玄”轮所有起义的高级船员，为表示对起义的义无反顾，按照五星形状签署了他们的名字。这颗独特的“五星”刊登在 1月31 日的《南侨日报》上，成为“海玄”轮奔向光明的历史见证。
“永灏”轮是招商局占股33%的中国油轮公司所属巨型油轮，1948年7月被拖至香港黄埔船厂修理。中国油轮公司派出造船工程师邵良为驻黄埔船厂兼监工主任，负责“永灏”轮的检修工作，其后轮机长周延瑾、大副谢天瑞、轮机长级大管轮陈国华、三副李恭正等人相继被派往“永灏”轮工作。香港招商局起义后，他们也希望摆脱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走上起义之路。
1950年3月初，随同董华民、黄慕宗来到香港的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派轮机长应芝芳，受组织委托与“永灏”轮的船员接触，发动他们起义。4月1日，“永灏”轮在香港上书周恩来总理，发表起义通电，为香港招商局一系列轮船起义划上圆满的句号。
10月9日，中国油轮公司在委派香港招商局驻埠船长左文渊为“永灏”轮船长，从12月起，又陆续为“永灏”轮配齐全部船员。12月17日，在邵良及左文渊的率领下，“永灏”轮举行升旗仪式，把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到桅杆上。
1950年1月，招商局“海辰”轮在离台赴日途中发动起义，归航大陆，但在回归新中国途中被国民党军舰拦截，起义失败，船长张丕烈和报务主任严敦华于1951年7月11日在台湾高雄马场町刑场慷慨就义。
一场艰苦的护产斗争。香港招商局起义成功后，虽然香港招商局及13艘海轮已摆脱台湾招商局的控制，但由于当时珠江口外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起义轮船不能立即开航返回内地，且香港是个自由港，鱼龙混杂，国民党不甘心失败，派出大量特务到香港，利用起义后船舶停航、船员生活困难，散布谣言，以各种威胁利诱手段，煽动船员反对起义，又通缉汤传篪、陈天骏、左文渊等起义主要领导成员，妄图劫走起义轮船。香港招商局员工和13艘起义轮船船员在上级党组织和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护产命令，与台湾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尽快稳定局面，香港招商局致电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盼请派员来香港接收船舶资产。为确保13艘起义海轮顺利回归，1950年1月中旬，接管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的助理军事代表董华民，奉命以招商局上海总公司高级职员身份及赴南洋视察业务名义前往香港，直接执行接收任务。
1月25日，董华民在上海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船长周崇善、轮机长应芝芳和杨再新等的陪同下从上海到达广州。1月26日，汤传篪和陈天俊从香港前来广州，当晚即与董华民、黄慕宗会面，汇报有关护产工作情况。会面后，黄慕宗随同汤传篪和陈天俊先期抵达香港。
1950年2月1日，汤传篪、陈天骏、周鲁伯和各组负责人以及13艘起义轮船船长等在招商局办公房四楼会议室召开护产委员会成立大会，黄慕宗莅临会议。全体人员起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毛主席像致敬。汤传篪报告了起义后大家坚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的情况。陈天骏向大家汇报了起义的经过。黄慕宗代表上海总公司向起义人员致以亲切的慰问，传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对“海辽”轮起义和香港招商局起义的高度评价，介绍了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和航务会议以及上海招商局总公司资产清点、员工待遇等情况。黄慕宗的讲话，使起义人员感到无尚的光荣和领悟到新中国港航事业未来的灿烂。
在广州期间，董华民在广州市交际处处长罗理实的陪同下拜见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叶剑英此前已经多次听取了有关香港招商局起义和护产工作的情况，他指示董华民除应依靠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与香港海员工会密切合作外，要团结和依靠广大起义员工，掌握好党的方针政策，搞好统战工作，注意斗争策略。
2月5日，董华民到达香港，当晚即拜会了张铁生、吴荻舟等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员，研究今后的工作。董华民在2月6日会见了汤传篪和陈天俊，于2月7日出席了香港招商局召开的第七次局务会议。2月8日，香港招商局起义人员举行大会，热烈欢迎董华民一行前来香港领导护产斗争。
董华民一行到香港后，即与香港海员工会联系，筹建香港招商局工会。3月24日，香港海员工会香港招商局支会成立，陈天骏当选为名誉主席，罗秉球当选为工会主席。工会每周都举行文化、娱乐、体育等活动，充实了起义人员的业余生活。
为了提高船员觉悟，香港招商局在起义船上建立学习制度，宣讲形势和政策，提高船员明辨是非的能力。
此时，因沿海岸线遭封锁，香港招商局在港各轮无法运用，除少数仓库和码头租赁收入外，均赖中央交通部拨款维持。为节约开支以解决生活困难，香港招商局决定自2月16日起，所有在港船舶，一律熄火停电，把节省下来的费用，作为船员的生活补贴。
4月2日晨，两航有7架飞机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用定时炸弹炸毁。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产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到来”的幻想，以特务头子郑介民为首的台湾秘密接收工作团到港加紧进行劫夺活动。为严防特务破坏，香港招商局在各轮建立起护船纠察队，由船长、工会主席、部门负责人和积极分子组成，在船上站岗放哨。同时加强招商局楼顶上的总了望哨值班。“护产巡逻队”日夜驾艇巡逻。香港招商局护产委员会要求船舷扶梯日放夜收，人员上下严行检查，船中各部确立分部负责保管制度，并按日检查工作。
尽管香港招商局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对护产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但仍然危机四伏。董华民寓所被砸坏。“教仁”轮船长兼香港招商局工会主席罗秉球被殴伤。“教仁”轮三副柯全金收到特务寄来的恐吓信和子弹。危险的环境，恐怖的气氛，在日益考验着每一位起义员工和船员。
为了稳定起义船员队伍，保护起义成果，党和政府以及香港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安排船员家属子女赴港团聚，前后共有200多人千里迢迢来到了美丽的维多利亚湾。为了使起义船员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新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中国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香港招商局先后组织了两批返沪观光团，让起义船员到广州、上海等地实地观光考察，感受新中国的发展进步以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
起义船舶胜利归航：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政府对在港起义的轮船采取强硬态度。7月初，港英政府港务处借口港内船舶拥挤，强令招商局13艘起义轮船开出香港港口，到港外下猫。国民党特务则扬言国民党军舰已等在港外，准备行动。香港招商局申请购买浮筒，港英政府没有理由拒绝，才停止驱赶起义轮船出港。台湾电台反复广播：船开到台湾有重赏；原地不动既往不咎；开往广州的，待“收复大陆”后则将严惩……。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端木钧亲到香港策划劫船。顿时，大有风雨欲来之势。当时，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已经解放，香港至广州的航道已经可以通航。在这种形势下，组织轮船回归祖国已迫在眉睫。吴荻舟、陈明、刘若明等赴广州请示华南分局。叶剑英同意把船开回广州，并对船行路线及各项准备工作作了指示。
开航前，香港招商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修理船舶、配齐船员、摸清港英当局对开航的态度等。
1950年7月14日，谷源松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威胁阻挠，奉命驾驶“民302”轮首先开航祖国内地。那天，香港招商局码头锣鼓喧天，起义海员热烈欢送，吴荻舟和董华民也赶来送行。“民302”轮出香港西门青洲，经汲水门、大铲、虎门、莲花山等顺利抵达广州内港码头。随后“民312”轮，“中106”登陆艇，“邓铿”、“鸿章”、“成功”、“林森”、“蔡锷”、“教仁”等6艘N3型的所谓“美债船”等基本按照这条航线相继开回广州。至10月20日，经过9个多月惊心动魄的护产斗争，粉碎敌特种种阴谋，冲破重重障碍，13艘起义海轮终于全部成功归航广州。但招商局海员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和宝贵的生命。10月9日“海厦”轮开航广州时，船员唐达雄、陆宝仁在途中因特务放置的定时炸弹爆炸身亡，另有3名船员受重伤。
10月30日，新中国港九接收工作团团长雷任民和招商局副军事总代表邓寅冬在广州大同酒家为13艘起义轮船驶返祖国举行庆功会。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授予“民302”轮“开路先锋船”的光荣称号和谷源松“英雄船长”称号。
11月5日，周恩来总理以电报对汤传箎、陈天骏及全体起义员工表示慰问及嘉勉：“你们英勇不屈斗争，在维护祖国财产和发展人民航运事业上，是有很大贡献的。”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香港招商局和招商局轮船起义人员的关怀，也对起义壮举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的高度肯定。
三、香港招商局起义的历史意义
香港招商局起义，在解放战争中酝酿，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后举行，期间经历层层障碍、种种困难，特别是面对刀光剑影、威逼利诱而不退缩，标志着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之一的招商局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彻底摈弃。它是中国人民开展民族自救、自我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是中国海员革命运动史上继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省港大罢工之后的又一次伟大斗争，是招商局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招商局的一座历史丰碑，集中反映出招商局广大海员追求光明、追求进步，与祖国共命运，同时代共发展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特别是在新生的人民政权成立不久，这样的一次起义对于支持新生政权，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
香港招商局起义，不仅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它为新中国港航事业的奠基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起义归来的15艘轮船（含“海辽”轮和“中102”艇）共计33700载重吨，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一支相当重要的水上运输力量。起义归来的700多名招商局船员，大多成为新中国航运事业的技术骨干，1963年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成立时，一大批原招商局起义船员加入了新中国远洋运输的行列，他们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航运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香港招商局起义，也改变了招商局自身的历史进程，招商局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初，招商局在内地的机构因应国家航政改革之需，改称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只有香港分局因为为避免财产过户可能出现的纠纷等，经交通部航务总局同意 “暂时仍沿用原名，以杜纠纷”。因此，自1951年2月1日（招商局总公司更名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的日期）起，招商局香港分公司就继承起了“招商局”这块老字号招牌，开始了招商局总部在香港的发展阶段，这也奠定了今天招商局集团的基础。
香港招商局起义的伟大壮举，永久铭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它的丰功伟绩一直受到了人民的缅怀。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起义人员。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9年11月9日，为纪念香港招商局起义三十年题词：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统一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宋任穷在1985年7月为纪念招商局海员起义三十五周年题词：驾船归来一片丹心，爱我中华光耀后人。香港招商局起义所焕发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招商局后人的精神财富和文化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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