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

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

二是创新驱动的持续提升效率。

三是保护产权，规范政府行为，实现市场配置资源。

四是经济稳定性。

五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六是经济协调主体转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中等偏高收入阶段，预计到2025年左右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依照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逻辑和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由后发赶超型增长向中高端协调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将会遵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稳步推动，原有的依靠规模扩张和非平衡增长等赶超模式的增长路径逐步向新的发展路径转变。同时，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需要持续的效率改进，既包括要素效率的改进，也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和贡献比重的提升。

高质量发展根本是劳动生产率

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步提升

1978年以来中国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资本投入对增长的贡献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大致维持在20%左右。这种较低的TFP贡献，是中国资本驱动增长模式的特定现象。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效率路径重塑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十九大后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也得到进一步完善，重点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强调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因此，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重视两个效率提升，即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步提升。

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的提升速度，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稳步提升。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劳动和资本要素结合带来的产出效率的提升，即依赖“物质资本密集”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经济结构服务化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则要依靠劳动质量提升实现的“人力资本密集”来推动生产效率提升，此时劳动生产率增长能反映一国人力资本深化程度以及国家的福利水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借助人口红利实现的，但当前面对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使得人口增长急剧下降。劳动投入增长率从1985-2007阶段的1.5%下降至2013-2017阶段仅有0.397%，预计未来劳动投入会进一步下降，预测未来五年劳动投入平均增速为0.048，同时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劳动参与率增长的急剧下降，劳工参与率甚至已经呈现出负增长的情形。在此背景下，要实现劳动生产率提升需要更好地借助劳动质量提高而非劳动数量增长，通过教育、专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实现劳动素质提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是企业技术进步与配置效率提升的综合反映。只有全要素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时，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被视为测量内生增长贡献水平的指标。放大至一国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重提高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逐步摆脱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进入到内生增长的道路，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身才能克服人力、资本深化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减问题。

高质量发展本质特征

是以人民为中心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九大针对中国的发展新阶段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判断指出了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要从“物质”生产体系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消费升级、创新、高效、包容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马克思经典理论以资本循环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反映了工业化阶段的发展规律，其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附属，消费的作用仅是为了劳动力再生产。而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构想中阐述了关于人的发展、自由联合体和按劳分配的理论，指出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本质。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人民消费成为经济循环的起点，而不再是生产环节的附属。消费的内涵不仅是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日常消费，而且是通过逐渐偏向知识消费的消费结构升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科技创新与知识生产，并建立消费对于经济效率的补偿机制，以此改善经济效率、实现城市化过程的可持续性。这一模式将形成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经济循环体系，实现创新、效率提升、价值创造与公平分享的高质量发展。

“知识消费—人力资本提高—创新效率补偿”的循环，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机制。我国在工业化阶段偏重于中低层次教育，形成了较大比重的低层次人力资本，目前面临人力资本升级的问题。通过日本和韩国经验的比较可以看出，两国在大规模工业化结束后的15-20年中，都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预计到2025年，两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比重将分别达到50%和70%。人力资本结构的快速提升促进了整体创新能力，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内涵是广义人力资本的快速提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体育等多方面的快速发展。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中，经济增长伴随着知识消费比重和人力资本结构的提升，从而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重增加、可持续性加强。在新经济循环中，劳动要素的质量不断提升，并持续创造和分享价值。这一过程需要建立和完善新的体制机制，由政府提供稳定环境和高质量服务，经济通过自主协调实现内生增长，并使市场机制与宏观稳定相互协调。

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转型需要两大引擎，一是以提升广义人力资本为基准的深度城市化，二是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深度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聚集，核心是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知识消费、资本深化和高劳动生产率”的良性循环。知识消费是指科教文卫体等消费比重持续提高的消费结构升级，以此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资本深化是指资本质量和存量优化提升，从而提高资本回报率；高劳动生产率是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效率持续提升，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我国制造业需要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不断提升，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

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点：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持续提升科教文卫体等知识消费比重，更多地让人民分享发展成果，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比重，政府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二是创新驱动的持续提升效率。包括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基本效率指标。

三是保护产权，规范政府行为，实现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规制在后发国家的赶超阶段具有重要作用，而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完善产权保护，校正过度干预行为，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四是经济稳定性。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经济复杂度更高，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难以避免一些内部和外部冲击，需要重视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经济稳定的核心是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其背后是城市化过程中积累的土地、金融和财政风险，不仅需要短期政策调节，还涉及特定发展阶段的宏观管理框架，需要结构性改革。

五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既要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也要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等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六是经济协调主体转型。加快改革当前的行政区划体制，以城市作为空间协调发展的引领，配合中央政府的布局规划、激励设计和支出功能完成经济协调主体转型。

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改革实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着力构建“三有体制”，即“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同时，在发展目标上也要更加注重就业创业、质量效益、风险防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要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产权保护、国企国资、土地、财税、金融、政府行政管理等重点领域的改革。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路径上来。推进高质量发展，既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核心就是要实现经济效率的提升，使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依赖要素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意味着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消费和服务业发展，更多地依靠劳动者质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代表的技术进步。传统经济理论把消费看作是储蓄和投资的抵消项目，这是工业化阶段形成的思维模式，因为积累和增长是工业化的核心。然而在发达经济阶段，居民消费结构中的科教文卫体等广义人力资本消费越来越具有跨期投资的特性，是一种有助于未来整体经济效率提高的储蓄向高效率消费的转化途径。这种有效率的储蓄转化，是城市化区别于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意义在于可持续发展和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我国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重视高层次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目前这已成为抑制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第二，完善和健全金融、财政体系建设，促进金融和财政的协调。经济新常态和城市化发展为政府目标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要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完善和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核心是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全，既有利于多样化资产投资渠道的畅通，又有利于企业投融资需求的满足；金融市场建设问题上，我国应当以市场稳定和效率导向为重点，建立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场，进而为家庭资产多样化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就要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以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整个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是顺周期的，再分配功能也相当弱。中国整个经济要迈入现代化，税制也要走向现代化。直接税的调控功能是逆周期的，作用于社会分配方面则能促进社会和谐。因此，要推动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和转型，短期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改变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生产型财政收支的模式，把制度建设的重点转变到服务民生上来，长期目标应是调整原有以工业税收为主体的税收模式，逐步形成以消费税、收入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财税模式，财政改革的立足点应是不断提高居民的福利保障水平。

第三，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包容发展路径。首先，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要努力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健全整个社会的利益表达和协调、保护机制，从整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出发，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其次，要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即要求社会和国家的稳定有序发展，即要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同时有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通过法治思维明晰责权界定，实现管理过程公开，从而形成对社会行为可预期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最后，努力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张平 张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