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报告：央企探路“后扶贫时代”

文又凤是个苦命人。

身高不足一米的她，干不了农活打不了工。丈夫一条腿残疾，儿子几乎下不了床。多年来，尽管政府时有资助，但一家三口总是愁眉不展。

这两年，文又凤一家的命运有了转机。

在中交集团的支持下，村里办起了火龙果专业合作社。按照扶贫政策，理事长祝荣新聘用了文又凤等十多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帮着打理种植园，每人每天一百元工钱。文又凤每天都去帮着做点杂活。

村里用中交集团给的四万元补贴，帮文又凤家建起了两层楼六间房。楼上住人，楼下出租，每个月大约有一千元的稳定收入。

对于现在的生活，文又凤很满意。“有事做，能赚钱，好的嘛。”

不大会说普通话的她，满脸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在云南怒江州，包括文又凤在内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还有很多。

怒江三江并流、群山环绕，98％以上的面积是高山峡谷。千百年来，这里的傈僳族、白族、独龙族群众，零散居住在江畔、山腰。全州仅有耕地100万亩，70%以上的耕地坡度在25°以上，有的甚至达60°以上。“看天一条缝，看地一道沟，出门靠溜索，种地像攀岩”。

怒江州54万人，超过90%是少数民族，近90%是农民，有26个民族直接从原始状态跨越到社会主义。至今，这里无高速、无机场、无铁路、无燃气。受自然条件限制，这里村民受教育程度低，加之因为过度饮酒、近亲结婚导致的致病致残率高，这里成为了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2018年末，全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14.3万人，贫困发生率32.52%，而同期全国的贫困发生率已降到1.7%。

这种情况，在全国并非个例。

云南怒江州与甘肃临夏州、四川凉山州，以及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统称为“三区三州”）同属于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贫困群众的脱贫能力弱，导致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是国家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如何啃掉这些硬骨头，如何确保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后不返贫？不仅是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也给承担具体对口任务的央企带来了巨大挑战。

脱贫攻坚战中，中央企业承担着42%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对口帮扶任务，其中相当一部分位于深度贫困地区。以怒江州为例，中交集团就对口帮扶了所属的四个贫困区县。

今年8月，《国资报告》记者和社科院刘小珉研究员一行，走访了怒江州，以及同为深度贫困地区的青海西宁湟中县等地。采访调研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以中交集团和央企扶贫基金为代表的中央企业，已经在攻克脱贫攻坚的最后堡垒，建立致富长效机制，乃至后扶贫时代央企如何作为等方面有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点对点

如何让文又凤们彻底脱贫？这是中交集团派驻怒江州自扁王基村两任第一书记王慧奇、王永刚最牵挂的事。

自扁王基村共有7个自然村，14个村民小组，主体民族为傈僳族，常驻居民648户1945人。其中有建档立卡户272户809人，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致贫原因包括因病、因残、无地、无技术、无劳力等。

靠输血？治标不治本。一旦停止或者力度稍减，贫困就会卷土重来，甚至还会养出大批坐待吃喝的懒汉。

想造血？得有致富路。满山的树木卖不得，种的玉米值不了几个钱，出门打工没文化，在家创业没方向。

找到致富带头人，才能打通脱贫路。

村民祝荣新，进入了王慧奇的视野。出生于1985年的祝荣新读到高二，就因家贫辍学出门打工了。当过保安、开过大货，认识了妻子之后返乡，两口子做了8年核桃生意，盖了房、买了车、攒了钱。

王慧奇了解到，祝荣新多年的闯荡，积累了一定经营经验，是一个可以培养的致富带头人。2017年，在王慧奇的介绍下，祝荣新入了党，也开始更多地关注村民脱贫的事。

经过多方考察，他们选择了流转村民土地，种红心火龙果。火龙果挂果早、产量大、售价高，一年多熟又耐旱，最适合在日照时间长、气候温暖的地方种植。

为了扶植村里的火龙果产业，中交集团支持成立了泸水荣新火龙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年多来，合作社先后投入了100多万元，其中20%由祝荣新投资，其余部分由中交集团无偿投入，最终收益由祝荣新、自扁王基村村集体和本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比例分成。贫困户和其他村民参加田间劳动，还能获得劳务收入，中交集团则分文不取。其他村民则可以通过流转土地的方式获益，每亩地每年1200元。

创业之初，祝荣新一次拿出了26万元。为此，他跟妻子没少吵架。“她也是为我好，怕钱打水漂。”

现在好了，合作社的火龙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亩。第一期已经挂果销售。因为口感好，价格公道，这里的火龙果打出了知名度。合作社也给村民分了两次红，让大家分享丰收的喜悦。

前不久，在王永刚的带领下，祝荣新和火龙果还上了央视的扶贫公益节目。“回来后，一天要接几十个电话。以前愁销路，现在愁产量跟不上。”

站在怒江江畔的火龙果种植园里，祝荣新一边揪去开败的火龙果花，指着江水上游说，“我有个大计划，把种植基地扩大到上游去，至少能带动80户贫困户，到时候咱们村就彻底脱贫了。”

要扩大生产，投资从何而来？规模扩大后如何应对各种风险？产业化种植后企业如何管理？市场扩大后如何应对残酷的竞争？如果经营不善，恐怕不光是他个人血本无归，全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都要一起遭殃。

一想到这个，祝荣新就头疼。

富一方

与怒江州类似，青海省是贫困问题严峻的民族地区。青海涉及四省藏区、六盘山区，集高原地区、西部地区、贫困地区于一身，贫困覆盖面广、贫困发生率高。

为了带动青海等贫苦地区如期脱贫，由全部中央企业出资、国投创益受托管理的央企扶贫基金没少花心思。

这几年来，央企扶贫基金先后在青海投资了青海西部镁业、青海国投旅游、青海临空等项目。同样由国投创益管理的贫困地区产业基金还投资了青海风电项目。

青海方能光伏投产后，成为湟中县的纳税大户，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上贡献显著

为了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投资质量，央企扶贫基金还发起设立中央企业贫困地区青海循环经济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青海子基金”）。青海子基金总规模4亿元。其中，央企扶贫基金出资3亿元，青海省公共设施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9900万元，基金管理人青海海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00万元。  

“相比而言，本地人对青海各地的资源禀赋更加熟悉，对企业的了解更深入，走访起来也更方便，能够提升投资效率，提升投资质量。”央企扶贫基金总经理、国投创益董事长王维东介绍说，青海子基金的设立，不仅进一步发挥了资本的放大效应，而且投资的都是绿色循环产业，非常符合国家给青海省的战略定位。

比如，2018年5月，青海子基金向青海方能公司投资4100万元，在西宁市湟中县多巴镇建起了20MW分布式光伏农业扶贫发电项目。

光伏项目多在山坡上、屋顶上，这里的光伏却分布在两个大坑里。青海方能总经理李鹏说，“多巴的藏语意思是三岔河口。这个地方产沙，从清朝就挖，挖了许多大坑。在沙坑里建设，即节省了土地，又降低了成本，光伏板下边还养着鸡鸭呢。”

作为扶贫项目，多巴的光伏可以享受20年的价格补贴，而且上网数量不受限，因此收益非常稳定，“大概每年8%左右”，李鹏说。

与火龙果种植项目不同，光伏项目的收益并不是直接交给贫困户。

按照规定，该项目每年向县政府提供200万元的扶贫专款，覆盖当地667名由政府兜底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每年3000元，为期20年。

2018年，该项目已向当地政府上交了1200万元所得税，以及200万元的增值税。对于一个有着4万多贫困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

在湟中县，青海子基金还向青海开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一亿元，用于南川开发区文化旅游创业园建设项目。

青海子基金管理方、青海海控资本总经理陈伶说，这一项目立足当地稀有的温泉资源，建设了西部地区最大的全季节、全天候室内温泉水上乐园。

截至记者发稿时，该项目已提供了495个就业岗位。开河置业董事长游海宁说，“项目建成后，将在带动周边地区产业转型，带动当地消费升级，改善局部投资环境，增加政府税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青海子基金还投资了另外两个项目，一为光伏发电，一为环保产业。目前共撬动总投资达到17.3亿元，解决了1800人的就业问题，每年上缴税收2亿元。

为什么不选择投资直接带动能力更强的种植、养殖类项目？

陈伶有着自己的苦衷：青藏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环保标准较高，种植养殖业发展困难，对扶贫资金安全回收的影响较大，“一些小企业、个体户会认为，扶贫基金的投资是无偿的，根本没有还钱意识。”

为了确保基金的投资安全，青海子基金更倾向于投资国有企业、大型民企等有担保、更规范的项目，确保基金到期安全退出。

比如，青海方能大股东就明确表示，“合同中对退出有明确约定。项目本身的收益和我们自身的能力，足以保证届时基金平稳退出。”

再比如，对开河置业的投资，将于5年后由开河置业的大股东进行回购。

谋长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紧，任务重，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央企不断加大力度。

国资委综合局社会责任处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业结对帮扶了1429个县、968个乡、9041个村。2018年，中央企业投入帮扶资金37.98亿元，引入帮扶资金13.64亿元，带动60.56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脱贫。2019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在定点扶贫县投入无偿帮扶资金15.50亿元。

同时，中央企业立足自身优势，创新扶贫手段，不断提升贫困地区造血能力。

比如，2019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共实施产业扶贫项目689个，帮助引进企业155个，企业投资21.22亿元，带动26.87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上半年中央企业帮助1.12万贫困人口实现转移就业，招用贫困家庭人口2451人，对1.94万贫困人口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持续推动教育扶贫，上半年中央企业共投入教育扶贫资金3.4亿元，援建学校101座，资助贫困学生2.63万人。

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2020年关键节点转瞬即至，如何在后扶贫时代积极发挥作用？不少中央企业已开始思考和布局。

无论是中交集团费劲心力，寻找、帮扶农村致富带头人，还是央企扶贫基金及其子基金更加稳妥的投资，其指向都是一致的，即如何在贫困地区建起搬不走的银行。

为此，中交集团多措并举，以聚力交通扶贫、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和基建扶贫为抓手，确保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交通不便，是怒江发展最大的瓶颈之一。一包水泥在山外卖25元，运到山上就得150元。1998年，这里的独龙乡才通公路，村民才见到汽车，此前村民到县城就要走上三天。

怒江所需，恰是中交所能。怒江州扶贫办副主任李树权说，“中交集团有技术、有人才、有经验，在改善怒江交通条件方面具有优势。”

再比如，为了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能有一技之长，从2017年起，中交集团捐资一千万元，在怒江州办起了5级共1920个农民讲习所，将常年与世隔绝的农民集中起来，一方面教他们扫地、叠被、用电等现代社会生存技能，一方面进行保安、保洁、护林员、建筑工等基本工作技能培训，再一方面确保党的精神进乡镇、进村寨、进教堂（当地少数民族信教比例为20%），确保大家听党话、跟党走。

怒江州党校副校长、州农民讲习所专职副主任杨六红说，2018年举办了5000多场培训，3.3万人次参加。“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破解直过民族跨越式发展的难题。”

为了给当地群众吃下定心丸，2018年，中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起涛在怒江调研时表示，“对怒江的帮扶，不能只着眼于全面脱贫，要做好2020年之前的脱贫攻坚与2020年以后的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开展50年的结对帮扶。”

资金是企业运行的血液,“三区三州”企业资金积累困难，而市场运行的逻辑决定，深度贫困地区的投资回报率较低，资本不会优先选择这些地区投资兴业。而只有打通资金融通难题，才能为“三区三州”中小企业打造出致富的金钥匙。

2019年，中交集团与怒江州共同注资，成立中交怒江投资开发公司，标志着中交集团怒江扶贫工作进入新阶段。

按照中交集团2018-2020三年脱贫攻坚计划安排，中交怒江投资开发公司将开展包括扩大火龙果种植面积在内的产业扶贫、包括福贡县木尼玛大桥建设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建设村级医疗机构、培训医务人员的医疗卫生扶贫工程等八大帮扶类项目约4.9亿元的投资。

除了帮扶类项目外，中交集团还开展了怒江新城绿色香料产业园、贡山通用机场项目、丙中洛特色小镇等投资类项目。

祝荣新管理的火龙果园就在中交怒江投资开发公司的投资计划之内。王永刚和祝荣新计划着，要成立怒江州火龙果产销联盟，把产业做大做强，种植水平搞上去，风险承受能力提上来，大家有序竞争、一起致富。“得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不能让人家带着扶贫的善意来，带着对产品的失望走，总这么搞，买卖就做死了。”

与中交集团专门针对一地不同，国投创益管理的央企扶贫基金和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的辐射范围明显更广。

目前，两只基金累计投资项目120余个、金额超过200亿元，已投项目涉及全国27个省（区、市），覆盖了全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引导带动社会资本超2000亿元。已投项目完全投产后，将直接或间接带动48万人就业，年均为就业人口提供收入32亿元，为地方政府提供税收30亿元。

2019年8月，央企扶贫基金完成第三期募资，基金总规模已达314.05亿元。国投集团总会计师、央企扶贫基金董事长沈翎表示，基金第三次募集的资金将聚焦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策略，提高扶贫效果，打造央企扶贫品牌。

在实践中，国投创益管理的两只基金及其子基金，针对投资企业的需求，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投后管理服务，拓宽项目退出渠道，通过多种退出方式完成退出项目7个，收回本金及收益6.2亿元，积累了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经验。

比如，李鹏表示，青海子基金在帮助对接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开始遇到了土地方面的困难。子基金帮忙沟通后，县里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很快解决了问题。”

当然，对于未来，作为探路者的央企扶贫基金也好，怒江投资公司也好，并非全无担心。

比如，陈伶提到，与青海省的扶贫需求相比，目前青海子基金4亿元规模仍然偏小。“另外，基金定位不同，考核评价标准应该更加科学，不能太看重投资项目直接带动多少贫困人口等指标。”

陈伶表示，目前国内的基金分为三类，一类是纯市场化基金，注重投资回报；二类是公益、慈善类基金，注重社会效益；三是扶贫产业基金，介于两者之间，既要注重社会效益，投资项目要有扶贫效应更要符合国家产业方向；也要保证资金安全，确保资金收益、安全退出。

陈伶认为，尤其是到了2020年之后，应该更加注重考核基金投资后，对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这些改善了，才能持续稳定造福百姓。”陈伶认为，对于央企扶贫基金也好，子基金也好，这些挑战都是共通的。

展望未来，沈翎提到，央企扶贫基金将积极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在保证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追求社会效益和资金效益的统一。”

2018年9月，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中交集团帮扶泸水市肉牛养殖项目

在这一点上，中交怒江投资公司的目标是一样的。李永说，初期没有考核指标，但后期还是要走市场运作路线，为当地企业树立榜样，“要在完成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前提下，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市场化运作。”

对于青海子基金和怒江投资公司来说，想吸引一支优秀的投资人才队伍扎根贫困地区，也是巨大的挑战。“投资人才要求非常高，本地招人是比较困难的。”

怒江投资公司的人才队伍，基本是中交集团派驻的。

青海子基金的做法是，与发达地区的企业合资成立管理公司。海控资本就是长江资本和青海方面共同投资组建的，海控资本的几位主力人才，就是从武汉派驻到西宁的，现在其中部分人才已经在青海成家落户了。

记者采访发现，央企探路“后扶贫时代”，关键在于以市场化、专业化方式进行扶贫工作的“供给侧”改革，寻找各类所有制企业合作的更好模式，激活深度贫困地区各市场主体的内生活力和发展动力，努力找到央企改革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最佳平衡点，构建央企与社会的命运共同体。

社科院研究员刘小珉说，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之下，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在2020年后脱贫攻坚时代，包括央企扶贫在内的部分社会扶贫工作将从单向无偿支援，走向逐步按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的对口协作新局面，为未来持续扶持欠发达地区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中交怒江投资开发公司和中央企业扶贫基金的扶贫管理模式可复制、可推广，为中央企业扶贫之路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未来模式。（《国资报告》记者 刘青山 特约记者 殷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