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证明，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不同国家却表现出迥异的经济绩效，早先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中，经济发达的也是少数几个。那么究竟怎样走向市场经济才是正确的路径？究竟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才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或许，从中国的成功实践中，我们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改革的基本逻辑和渐进转型方式
纵览中国改革开放全部过程，其基本逻辑是始终以经济发展为主导，以经济发展绩效作为改革的检验标准，而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不是急于改变原有体制。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来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实践，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不是依靠理论设计。实际采用的理论也基本是从改革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像俄罗斯东欧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标准处方，即“华盛顿共识”。后者把西方一二百年演变形成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繁荣的根源，犯了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而反观中国的市场化之路是按照循序渐进的实践方式独立自主探索出来的。
中国改革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特征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了。人们虽然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病，但并不认为要对其进行彻底改革，只需要对其进行修修补补。当时，中国经济严重凋敝，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扭转近乎崩溃的国民经济是首当其冲的任务。“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在当时都是受欢迎的。中国百业萧条、民生凋敝的现实，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发展愿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改革开放放在其后。30多年来，中国始终自觉地把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中国人的口号。1992年，邓小平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为发展扫清了道路。
因此，中国的政策很明确，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改革的根本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为发展服务的。这种策略可以概括为寓改革于发展之中。其基本特征是让市场机制在适应经济发展中自发渐进的成长。中国改革的初衷并不是要建立市场经济，而是为了改变极端落后的经济面貌，是以追求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中国领导人开始对市场经济也了解甚少，只是在发展欲望的诱导下逐步发现市场的力量，引进市场机制。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是一种迎合发展的适应性过程，也造成了中国转型的渐进性质。当然，中国的渐进式转型特征只是一种事后的描述，是从总体上与独联体、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相比较而言的，但并没有事先设定改革一定要按照渐进方式进行，实际的情况是能快则快，该突破的时候就突破，一切以发展效果即“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以不影响发展为前提。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一种以发展为中心导向的适应性渐进转型。
中国改革主要呈现以下特征：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连续不变的目标；它是通过双轨制改革进行的；它显示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它是一个走走停停的过程。根据以上特征，人们把中国改革概括为渐进式，与俄罗斯等国家的激进改革相区别。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有意识地“采用”渐进主义的方案。在中国拒绝激进改革而又无人知道如何改的情况下，改革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只能是个“干中学”的过程。中国改革是由改变当时贫困状况和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引发的，在发展经济的目标激励下，改革与发展交互进行，相互促进。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而真正发达的只是少数，市场经济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且它有好坏之分，只有好的市场经济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转型国家要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必须采用渐进的方式使其和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逐步结合。认为一旦迅速照搬了英美市场经济模式，经济就可以自然的快速增长，是一个幻想。另外，制度变迁不仅涉及利益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它要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的严重制约。而文化认知模式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市场经济没有统一的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和各国具体环境条件逐步结合的过程。从改革的实际过程看，它不仅是改变作为形式化规则的制度，还要改变人，改变非形式化的规则，包括文化、认知模式后的习惯、价值判断以及行为，而这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中，所有事情似乎都是固定的，人们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决定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大多数人不要为自己作出选择，即使对于那些决策者，由于固定的环境，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也仅仅是例行公事而已，不需要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人来说，要适应市场经济那种面对不确定的环境自己抉择的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让他们学会这样面对价格波动、不确定性、多重选择和竞争，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很多人面对不确定的环境犹豫不决，很多管理者因为习惯执行上级制定的决策，而不适应自己制定决策。虽然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改革之初将一盒火柴的价格从两分钱提高到三分钱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条件
中国的改革经验使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更深刻了。从一般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器，但必须看到，市场经济并不是在哪个国家都灵验。它不是孤立的起作用，也不是万能的，作为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它需要其他条件的支撑才能发挥威力。
第一个条件就是强大的独立主权国家或政府。对处于经济转型这种深刻变革中的中国，这一点尤其重要。对于政府功能，必须超越旧的无政府主义和干预的区分。政府是每个国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它对其公民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没有的强制力。由于这种强制力的存在，政府能够以很高的自由度，推行那些影响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功能的制度。当然，政府作用好坏取决于其品性和对国情的适应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Lewis指出：“如果没有明智政府的积极推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经济进步……另一方面，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人民论坛杂志社曾联合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专题调查，该问卷调查共有4970人参与。此外，人民论坛记者还随机调查了192位社会人士，共计5162人。其中，“你认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一位的分别是：“强有力的政府主导”(2918票，占总57.46%)；“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最大区别在哪些方面？”结果显示，排在前一位的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2525票，50.3%)。由此可见，实行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是受调查者认为“中国模式”的一大特点。有专家认为，把市场经济写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转型，就是“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中国政府不是一个外来力量强加于中国的政权，而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政治形态。这使它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执政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格局中，政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尤其在改革的最关键阶段，这个制度的创建者仍然执掌政权。这是中国和前苏联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对经济转型和发展具有很大的优势：一是不受外界干扰，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二是保持政治、社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三是动员、整合、汇聚多方面的力量，形成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四是充当了改革中利益调整的公正裁判者和执行者。五是降低改革的成本。中国的改革避免了复杂的博弈，不仅容易推行而且错了也能迅速纠正。用“科斯定理”来解释叫作“通过铁腕手段极大地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六是政府能代表和维护国家利益，从而避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出现的模仿性、分裂性和依附性恶果。
另外，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也是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市场经济是工具，那么国家或政府就是使用工具的人，好的工具要有能掌控它的强有力的好的主人。而发展战略是使用工具的目的、要求和方法。再好的工具也是为了发展，也要在适应和服务发展中磨合才能发挥作用。迈克尔·波特在历经4年、对10个国家研究后完成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他认为：“在现代全球经济下，繁荣是一国自己的选择，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承继的自然条件所决定。”一个国家只有准确把握本国国情和世界发展动因与趋势，审时度势地采取合理的发展战略，才能扬长避短，赢得主动，提升自然禀赋，推动技术持续升级和制度不断创新。胡鞍钢认为“能否把握21世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指导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最大的成功是发展战略的成功，反之，最大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失败。”早在1987年，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中就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但是，他又极其深刻地指出，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最伟大的设计者。在《邓小平文选》中，大量使用了“战略”、“发展战略”这两个词汇。另外，邓小平还使用过“根本发展战略”这一用语，大体上就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发展中国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政策。
中国的成功在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三方面的完善结合，中国政府有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成长。中国把着眼点放在发展上，而且制定了一个科学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为市场经济的成长提出了基本要求，也就是市场经济究竟如何构建必须以发展效果为转移。同时，发展也为市场力量的发挥创造了条件。
实践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机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而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它开始不一定完善，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实要求。市场经济是一个很笼统抽象的概念，从历史和现实看，它都呈现出多种形态，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但对一个国家来说，自己摸索出来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优的。我们要破除对发达国家市场模式的盲目崇拜，敢于走出一条中国式市场化之路。中国30多年的改革使我们对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规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改革的条件也更宽松，因此，要从自发自动状态进入自为自主状态，加快改革步伐。邓小平同志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创造逐步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定型化。
（本文章摘自2015年《前线》第4期，作者：北京市社科院传媒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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