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得日月换新天。随后，17架飞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呼啸着飞过天安门广场。
广场上一片沸腾，金水桥前，南苑航空修理厂的职工格外振奋，这些飞机大部分是由他们亲手修好、喷刷一新的。城楼上，领袖们望着一架架飞机，有感慨，更有更长远的谋虑。现在，我们只能修国外的飞机，自己连一架实用飞机还造不出来。
航空修理厂的工人们不知道，几年后，他们将在南苑迎接并加入一支肩负特殊使命的队伍。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支队伍的名称将从国防部五院一分院逐步变为今天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但不论名称如何变化， “第一”的代号一直未变。他们让中国航天事业在这里腾飞。
寻找中国航天的“延安”
1955年，钱学森摆脱西方阻挠、回到祖国，并建议将航天作为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优先发展的方向。党中央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作出了发展航天事业的战略决策。
1956年10月8日，我国首个导弹、火箭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聂荣臻、钱学森等老领导和老一辈航天人几经辗转，为航天事业选择了北京南苑作为我国航天事业首个正式的研制基地。
南苑位于首都北京之南，地势平坦开阔，公路、铁路、机场俱备。这里不仅便于研制资源与产品的运输，还可基于当时现成的工业基础试制导弹、火箭，使得设计与制造无缝衔接。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来说，南苑就好似延安对红军的意义，既是理想的根据地，又是胜利的出发点。
1957年，为了适应发展要求，国防部五院进行组织机构调整，筹备设立导弹、火箭总体研究院。当年11月16日，我国首个导弹、火箭总体研究院——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成立，负责导弹、火箭总体设计和弹体、发动机研制，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兼任一分院院长。半个月后，一分院迁往北京长辛店；第二年8月又迁往南苑，与随后划入一分院的国营211厂“会师”。
搞航天，需要大规模的科研、技能与管理人才，仅有凤毛麟角的海归和本土科学家、工程师、老技师是远远不够的。管理人才方面，原解放军总干部部政治干部任免部部长孔石泉曾说，当时调往国防部五院的主要军政干部，要从综合能力在全军同级别干部中排名前列的干部中挑选，仅一分院的主要领导中就有5位少将。他们与钱学森等科学家默契配合，将人民军队的优良品质注入航天人的血脉中，建立了高效有力的领导体系。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解放哪里就把平民教育办到哪里。曾辍学务农的王永志、放牛娃龙乐豪、捡煤渣的孩子陈福田等不仅有学可上，还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最终进入一分院，在型号任务历练中逐步成长为专家、总师、院士。到航天事业创建时，我国已具备有一定规模的大中专毕业生队伍。在党中央的关心和支持下，国防部五院等国防尖端科研机构不仅具有毕业生优先选择权，还可协调高校定向培养人才。
1958年，刘宝镛从北大毕业后进入一分院总体设计部工作。 “当时，一分院刚迁到南苑，今天的科研区、万源路生活区那会儿不是农田就是森林，我们只能分散在211厂办公。宿舍是机场旁的一排小平房，很潮湿，夏天蚊虫猖獗；冬天墙壁结冰，取暖用煤炉，生炉子弄得满屋子都是烟。但创业中的年轻人有说有笑，觉得很快活。”他说。
在数万基建大军的日夜奋战下，科研楼、生产试验厂房、宿舍楼等拔地而起，成为当时北京南城的新地标。航天人的生活条件也得到有力改善。在困难时期，外面的食品供应很紧张，但科研人员的食品供应要充足得多。聂荣臻元帅还曾在解放军中“募捐”，以便保证科研人员的营养。即便有的设施设备还未建成、未到位，航天人也会因陋就简，寻找替代。当时参与仿制导弹的陈奇妙回忆，由于静力试验大厅还没建成，大家就用飞机旧机库开展导弹静力试验；厂房高度不够，就向下挖地数米；缺少试验设备，就用飞机上拆下的部件和自制部件组装。当时的这个简易的静力试验室，在导弹研制初期立下了汗马功劳。
圆满完成“两弹一星”
正是“立足国内、不等不靠”的思想让中国航天人在苏联突然撤走援助后不至于陷入被动。参与主持仿制导弹工作的谢光选曾说：“苏联专家撤走后，我们就向党组织建议，起用中国的专家，他们哪个岗位走了我们就顶上去！”
1960年11月5日，一分院抓总、我国自行制造的首枚近程地地导弹首飞圆满成功。在此基础上，一分院开始自行设计，研制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甩掉“洋拐棍”，难免遇到挫折。各级领导对一线科研人员给予最大的包容和信任。“干成了是科研人员的，干砸了责任我们担！”党政领导的担当，让科研人员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1964年夏，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有了自行研制导弹的能力。随后，我国航天工业部门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体制调整，在国防部五院等机构的基础上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1982年更名为航天工业部），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也变更为七机部一院。
1966年10月27日，载有原子弹的东风二号甲导弹成功发射，命中精度极高，标志着我国“两弹结合”热试验圆满成功，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战略核威慑力量。据谢光选回忆，周恩来总理在听到两弹结合试验结果后，亲笔在新闻通稿中的“命中目标”前加了“精确地”3个字。而总理在“两弹结合”试验前后对任务全线的要求，也被张爱萍将军总结归纳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16字也成为整个国防军工系统的行为准则。
紧接着，一院马不停蹄地用一型型能力更强的装备，夯实新中国的大国地位。1971年9月10日， “八年四弹”中的最后一个型号首飞，半个月后，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不过，由于我国国土范围有限、远洋作业与保障能力不足，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直到1980年，该型号才具备全程飞行试验条件，并取得试验的圆满成功，为‘八年四弹’规划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余梦伦说。
在奠定国家战略安全基石的同时，一院的航天人还将目光投向浩瀚太空。1965年，我国人造卫星工程再次上马，用于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由七机部承担，基于一院的直径2.25米的两级型号研制，后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至此，我国“两弹一星”的宏伟蓝图全部实现。
1975年，一院基于直径3.35米的两级型号研制出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我国首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长征二号火箭成为整个长征运载火箭家族的“基准”，其改进型运载火箭长征二号丙于1982年首飞；长征三号火箭即在长二丙火箭基础上增加氢氧三子级，于1984年成功发射我国首颗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难度极高的氢氧火箭技术和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能力。
紧抓机遇，敢想敢为
改革开放后，由于任务调整，一院也曾遇到“没活干”的困境，航天人的收入在市场大潮的涨幅中，显得越来越微薄。一开始，全院职工都在找民品项目，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当时，搞过小孩的摇篮车，搞过电子琴，最后只卖了一台。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人坐不住冷板凳，离开了；也有很多人选择坚守岗位、发光发热。
“一院的主业是研制火箭，为什么不能去国际上承揽发射业务呢？”当航天人冷静下来，主攻方向逐渐清晰。长征火箭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面向国际市场承揽发射业务。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驻美国总代表黄作义此前一直在一院总体设计部工作，熟谙型号总体设计。他在美国商业航天市场寻找商机，一看到客户的发射需求，立即草拟相应的火箭总体设计方案。
“我在美国把简略方案传回一院时是傍晚，而国内正好是白天，大家一上班就开始设计详细方案。等我一觉醒来，详细方案就已经传到美国。”效率之高让黄作义为之印象深刻。如此高效，在国际上都是罕见的。就这样，航天人前后方密切配合，先后设计出改进型长二丙、长三等火箭，还有将长二丙火箭“抻长”、加4个助推器的长征二号E，即长二捆火箭……长征火箭之所以有这样高的性价比，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国内的“物价低”，更得益于中国航天人灵活、实用的设计思维。这种思路让当时的国际航天界耳目一新。
1990年，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完成长征火箭首次国际发射服务。同年长二捆火箭首飞成功。1992年起，长二捆火箭开始发射“澳星”等外国卫星。1994年，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首飞；1997年起，在长三甲火箭基础上增加4个助推器的长三乙运载火箭连续成功发射外国卫星。
其间，航天人也曾遭遇刻骨铭心的失利，但他们总是顽强地站起来，重新打开局面。更重要的是，在承揽对外发射服务中，中国航天人研制的大推力火箭也在运载能力上为后续国内多个重大航天工程的上马奠定了基础。比如长二捆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9吨级，在其基础上研制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后来成为神舟飞船的专用火箭。
随着我国多个重大航天工程先后上马，在逆境中坚守的航天人，特别是航天青年有了更大的舞台，1987年进入一院总体设计部工作的荆木春就是其中一位。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不久，荆木春被调入长二F火箭的论证与研制队伍中，从青年骨干一步步成长为总指挥。1999年起，长二F火箭开启了每战必胜的传奇，成功发射神舟系列飞船和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护航10余人次航天员飞天逐梦。
支撑航天强国梦想
一项项新领域的成绩背后，有着航天人对创新的不懈追求。一院总体设计部青年设计师、年轻的党员曾耀祥在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中，改变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箭弹性载荷设计方法，让火箭更轻、运载能力更强。他说，创新既要有大胆的想法，也要有认真的求证。通过党内民主带动科研民主，不论职务、畅所欲言、互帮互助鼓舞着青年人扎扎实实走好科研路。
1986年，中央有关部门在一院优良院风的基础上，归纳提炼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传统精神。无论是“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还是新时代北斗精神、探月精神，都与一院的优良院风有着深厚渊源。
北京南苑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为航天精神的发展与传承注入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建立航天大协作网时，航天人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大工业基地；在型号试验和三线建设中，航天人从这里走向大西南、大西北的戈壁沙漠、深山老林；在我国首颗卫星工程急需工程设计人才时，从这里走出了孙家栋和以戚发轫为代表的“十八勇士”；当中国航天迈向国际市场时，航天人又从这里跨越大洋……无论走多远，航天人都不会忘记来时的路，都会用融入血脉的航天精神攻克千难万险、不负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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