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
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的头发理得很短，两眼炯炯有神，透着英气，与人交谈时语速飞快，条理清晰。
“每次看到月亮，我都会想到中国的探测器在月球上留下了印记。嫦娥四号成为第一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航天器，我作为从事这一任务的一员，感到很自豪。”孙泽洲说。
从月球到火星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论证嫦娥一号时，中国仅有支持近地卫星的测控网，如何实现地月之间38万公里的测控还是个难题。
学习测控通信专业的孙泽洲参与了探月团队。“1996年第一次听老专家讲月球探测时，我感到月球还是个很遥远的目标。”他说。
如今，晴朗的夜晚，孙泽洲更多的是遥望天幕上红色的火星。“我现在觉得4亿公里很头疼。”孙泽洲笑道，指的是他的团队正承担火星探测器的研制任务。
中国计划2020年发射火星探测器，一次完成对火星的“绕、落、巡”。这样形式的探测还没有哪个国家实现过。孙泽洲说，这体现出中国在空间技术发展中的“首创精神”,但难度非常大。
中国火星探测器外观设计构型图。国家航天局供图
火星探测对中国的航天工程师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他们要解决地火之间远距离测控通信以及如何登陆火星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已实施的40多次火星探测任务，成功率约为一半。
最让孙泽洲担忧的是火星的大气。
“当年我们研究如何登陆月球时，觉得月球如果有点大气该多好啊，我们要完全靠探测器携带推进剂，一共不到4吨的发射重量，三分之二带的都是推进剂。可是当我们开始研制火星探测器时，发现有大气也很麻烦，虽然不用带那么多推进剂了，但是火星大气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要比没有大气复杂得多，有些事靠运气。”他一连串用了好几个“很麻烦”来形容研制火星探测器中遇到的难题。
但他和团队勇敢地迎接着挑战。“正因为有压力，才能带来技术的进步。”孙泽洲说，“等我们的探测器登陆火星后，我们就又成长了。”
永不止步
39岁的李飞从小就有太空梦，在天津大学学习机器人专业后，2009年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工作，成为嫦娥三号、四号团队中的骨干。
嫦娥四号着陆器总体主任设计师李飞
“我们的探测器可以理解成机器人。嫦娥四号动力下降是全自主的，可对月面的障碍物识别判断，自主降落到安全着陆区，这就很类似机器人。未来的深空探测中，尤其是到了更遥远的火星、木星、冥王星等，通信时间越来越长，需要更智能化的机器人。”李飞说。
他回忆说，研制团队在北京郊区开展着陆器的悬停试验时是寒冷的冬季，因为仪器要在低温下工作，试验都是在凌晨进行。研制人员每天三点起床去做试验，白天还要分析数据，坚持了一个月，非常辛苦。
李飞说，中国探测器登月过程的制导导航控制技术是世界领先的，尤其是悬停避障技术让国际震惊。美国的火星探测器有悬停避障技术，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登月是宇航员控制的；苏联的月球探测器没有悬停避障技术。中国是第一个在登月中实现探测器自主悬停避障的。
一次俄罗斯同行对李飞说，他们把嫦娥三号整个登陆过程看了上百遍，研究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曾经无数次研究过苏联当年的探月任务，现在反过来是他们学习我们了。”
“从事深空探测最大的乐趣是探索未知，能对中国和全人类的科技发展都有贡献，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李飞说。
孙泽洲说：“深空探测都是高风险的任务，从事深空探测，我们不能止步，总有新的挑战在前面，但这正是深空探测的魅力所在，如果多年只重复做同样的事，没有挑战，也就失去了探索的意义。”
登上月球背面的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月球车。国家航天局供图
“地球上最幸福的人”
孙泽洲和他团队中不少人既参与了月球探测，又从事火星探测，这样的机会全世界罕见，他们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
孙泽洲33岁就担任了嫦娥一号探测器的副总设计师，是中国航天界当时最年轻的副总师。而在中国探月、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等科研团队中骨干的平均年龄都仅为三十出头。
他说，自己和许多中国年轻的工程师一样，赶上了中国高速发展的好时机。近十几年来中国航天的迅猛发展，为年轻人创造了很好的舞台。“我们是幸运的，个人的成长期和航天事业高速发展阶段是同步的，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和压力促使我们成长。”
李飞认为，中国新一代航天人继承了老一辈航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航天人的教育背景更好，具有全球性视野，创新能力更强，思想上更灵活。
玉兔二号热控分系统主任设计师陈建新说：“作为新一代航天人，我们掌握了更强大的设计工具，我们希望不仅能继承前辈，还能突破自我，从事更有新意的工作。”
“去月球背面，好似攀登一座无人涉足的山，有征服未知的神秘感，希望我们的月球车能有新的发现，为人类带来飞越性的发展。”陈建新说。（记者喻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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