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刚经历过一番劫难的人们感受着暖阳。阳光下的万物，不遗余力地向这个世界展现着生命的勃发。
袁凯山又在家里收拾他那个旧箱子。箱子里两枚很有年头的徽章已被老袁摩挲出锃亮的铜黄色，一枚写着“中国航天”，另一枚写着“献身国防科技事业”。
每次拿起徽章，82岁的老袁就会忍不住眯起眼。透过眼睑缝隙的光影，似乎那久远而充满激情的年代又回来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又在耳边回响……
马房里的电源设计师
1966年2月，春节刚过不久，在北京七机部707所电源研究室的袁凯山接到通知，到贵州遵义组建梅岭化工厂（航天电源专业配套厂，如今的贵州航天梅岭电源有限公司）的大队人马，马上要准备出发了。
大家并没过多考虑即将离开繁华大城市、离开亲人和温暖的家去偏远山区的各种忧思，只一门心思想着“脚踏红军长征路、誓做革命后来人”。
梅岭厂离遵义火车站并不远，厂址在金狮山（如今的凤凰山）脚下一所军校的旧址。建设初期，只有一栋“山”字形的二层厂房和几栋宿舍。
老厂区大门
在梅岭厂西北角有一排山字形的小平房，坐西朝东占地不到半亩，据说曾是军校养马的马房，内迁后变成了单身宿舍，袁凯山他们就住在这里。
马房是真的简陋，风化了的土坯墙，变形了的木门窗，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会从房顶上的青瓦缝隙间射进来，照在返潮后还冒着水珠的水泥地板上，给这个低矮、昏暗的空间增加了些许暖意。
袁凯山他们的宿舍很简单，一张小木床、一顶蚊帐、床头一个小木箱，每个人的木箱上都堆满了各种技术书和工具书，那是他们最大的财富。
当时的建设者们还需要自己修路
翻滚吧！电池
1968年3月，梅岭厂接到了为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长征一号火箭研制生产配套电源的任务书。
根据总体控制系统的要求，袁凯山和所里的同志们使命光荣地接过了这项任务。这是梅岭厂第一次为运载火箭研制电源。
任务书要求，在4月提供产品技术条件、技术说明书和使用维护说明书，同时提供一套初样，4月底要完成3套正式产品的交付。
老厂区的办公楼
建厂初期，工厂的科研生产条件比较差，很多机床设备都是从北京那边搬迁来的旧设备，精度差、效率低，电池生产还处在作坊式的手工操作阶段。由于运载火箭电池的容量比工厂原先研制生产的电池至少大了一个数量级，因而原来内迁时所配置的很多设备都不适用。
这个时候，设计师们时而是调研员、时而是采购员、时而又变成搬运工。遇到缺玻璃仪器、电气仪表等零星器材时，就自己背着竹编背篓穿梭于市场采购。
科研攻关枯燥而有趣，过程艰难但富有挑战性。
老厂区里的花园
在卫星电池的研制中，电池的结构之前受苏联产品影响较深，在1966年内迁过来后就已经去掉了外面的套子，放弃了冲压成型加焊接的外壳结构而采用了加工周期短、成本低的全铆接铝外壳。
在卫星配套电池上，他们又引进了玻璃钢外壳技术，再次给电池减重和增加绝缘性。每一次的技术小进步都能让大家再次激发出更大、更强的动力。
袁凯山记得，有一次电池组在进行总体试验，偏偏那次厂里没派人随行，结果试验出了问题。电池被运回厂里排故，大家一轮又一轮排查后找到了原因：电池组加液不均匀造成了电池短路。
那个时候没有头脑风暴的说法，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仿真设计技术，所有人都只能狠拼。大家工作时想、试验时想、吃饭时想，除了睡觉，脑子里一刻不停地高速运转着所有方案以及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老厂房总务科仓库
他们首先改进电池组的加热系统，采用继电器来控制时间，再用泡沫塑料保温，这样一来，电池组在环境温度很低的时候经过加热后也可以继续使用。可是电池组加液不均匀的问题是解决这个故障最为关键的一步。
有人突然提出：要不，我们让电池180度翻个身？
所有人在愣住片刻后却猛然觉得这个“疯狂”的主意可行！说干就干！
新一轮对加液系统的改进试验开始了，山脚下的实验室通宵达旦地亮着灯。最终，设计师们在电池组上面加了一块玻璃板，在玻璃板上再开一个槽，这样它就能和电池胶合为一个整体。使用时把电池翻转180度，等电解液全部加完后，再快速给电池翻身180度回来，电解液就能均匀加注到每一个单体电池。
改进后的电池与总体多次进行配套试验，再也没出现过不能正常供电的问题，性能指标完全满足要求。
20世纪80年代时的厂区大门
永恒的东方红
1970年是袁凯山毕生最难忘的一年，他接到任务参加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那一份骄傲和激动无以言表。
发射那天的情景袁凯山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他按要求时间给电池组加注电解液，经检查产品各项指标满足要求后交给发射基地进行总装。
发射前，他再次对产品进行检查，确认各项指标没有问题后，便离开发射地一段距离待命。等待的那几分钟，袁凯山连气息都憋住了，不敢大喘。
“卫星分离……卫星进入轨道……运转正常……”
东方红，太阳升……
熟悉的歌曲从卫星传回地面，现场瞬间掌声雷动，所有人如同炸了锅似的欢跳，有哭的、有抱的、有甩帽子的，还有兴奋地抓着身旁的人摇晃的。
袁凯山在角落安静地坐下来，呆滞片刻后突然狂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着笑着就哭了。
任务完成后，袁凯山随大部队回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那一年，袁凯山觉得，自己这一生，从北京到贵州，从大城市到山区，值了！
为保证后续的产品配套，回厂后袁凯山继续对电池组进行进一步改进和试验，并到北京参加地面试验，得到了总体单位的好评。后来袁凯山获得了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颁发的三等功奖牌，再后来又获得“献身国防科技事业”奖牌，这两块奖牌一直被袁凯山悉心收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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