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载洋山路，不尽建港情
作为全球唯一建在外海岛屿上的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区的建设历时15年，是中国港口建设史上规模最大、建设周期最长的“世界级工程”。其中，仍在建的洋山四期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中建港务人作为主力建设者，难能见证岛屿变港口的过程。
洋山港
在浙江舟山有一句渔谚，叫“黄鱼咕咕叫，虾潺张嘴笑”，传说中虾潺特别爱笑，不小心把下巴都笑掉了，所以才有了这副合不拢嘴的滑稽长相。
不过，这种虾潺虽然容貌欠佳，口感却是上等，娇嫩滑溜，简直是难得的美味，因此在浙东沿海一带，人们又称之“豆腐鱼”、“软骨鱼”，更有人又美其名曰：“东海小白龙”。
6月2日傍晚，中建港务洋山项目总部在驻地的食堂宴请我们这几个外来客，其中一个菜就是这道“葱花清炖东海小白龙”。
我以为项目部驻扎海岛，诸如“小白龙”这种海味自是稀疏平常、三餐尽有，结果当晚我留宿驻地，第二天随着陈浩——陆域项目部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总经理、一个长得像内蒙古人的江苏小伙子——在食堂就餐时，才发现自己此前的想象是一个奢望的幻象。
那天晚上，水工项目部副总经理王斌告诉我，“如果你现在肚子饿了，外面连一碗馄饨面都找不到，你最多只能买到一桶方便面。”
那是项目部以前通宵加班的“标配”：一桶方便面，两根香肠，最多再加一包烟。
在这座距离宁波北仑港90公里、长江口72公里、上海芦潮港30公里的小岛上，70后王斌已经工作了15年，即便是生于1985年的陈浩，也已经在此生活了近10年。
作为世界最大的海岛型深水人工港，洋山港区目前已进行到第四期工程。没有意外的话，四期工程61个集装箱区的土建施工将在2016年12月之前完成，2017年年底，洋山四期将全面开港。将有力促进上海成为亚太供应链核心枢纽，对上海乃至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将带来非同一般港口的影响。
更值得一说的是，洋山四期建成之后，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集装箱车辆进出关卡，集装箱堆场堆放，甚至桥吊装卸业务，都将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完成。这将进一步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口岸通关效率，推动港口服务向更加精细化、标准化发展，标志着中国探索外海港口建设标准的步伐走在了世界前列。
这个建设历时15年的港口，是中国港口建设史上规模最大、建设周期最长的“世界级工程”，其中，由上海港务工程公司改制而来的中建港务承建了洋山四期总价20.16亿元的工程量，约占洋山四期土建工程总量的75%左右。
不过，在这里，我们更想说的是新老“洋山人”的岁月——关于青春、坚守、遗憾、孤独，以及如何与浩瀚的大海日夜共处的故事。
一会儿看到的是天 一会儿看到的是海
在糟糕的天气里出海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就如6月1日我们行驶在东海大桥上，身后是渐渐远去的“魔都”上海，左右两侧是一座座渺小但又似纪念碑一般的风力发电塔，雨丝刮扫过车窗，眼前则是茫茫一片浑浊灰白；经过40米高的大桥通航孔时，车子上坡下坡，那海天一线也因此在视界里上下移动，你终究狐疑：这样一条长达30多公里的海上大桥，将带你抵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沈明绕15年前初次踏上洋山岛之前，想必也会有类似的狐疑。
“那时候东海大桥还没有建成，早上七点钟从市区出发，到芦潮港坐船出海，再到洋山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如同很多上海人一样，沈明绕一说普通话，就有一种切黄瓜般的清脆音质。
在他60年的生命里，其中有十年跟洋山息息相关——从2002年6月26日深水港一期工程在C标码头打下第一根桩，到2012年他离开洋山，沈明绕是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
在他昔日的下属王斌看来，时任洋山项目总部党总支书记的沈明绕，可谓是初始团队的灵魂人物。“沈书记当时就提出项目部的精神，‘不畏艰险、技术先行、注重细节、团队取胜’，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们后面几代人。”
之所以要提“不畏艰险”，是因为今日之人，可能很难想象当年项目团队所面临的困难。
大、小洋山岛及附属几个小岛屿各不相连，2002年，项目部施工在小洋山，居住却在大洋山，每天上下班只能乘坐40分钟的交通船——一种理论上只能搭载八个人的小舢板，往返施工现场和住地。
码头桩基
“有一天晚上，为了多打一根桩，我们耽误了一个半小时，结果晚上风高浪起，交通船就像一片枯叶，在大海上随风漂流。”说起往事，沈明绕仿佛历历在目，“船上的人只能全部趴下，两手拉着船板——一会儿看到的是天，一会儿看到的是海。”
项目部里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到了第二天，“有几个人说，宁死也不愿意到岛上去了，这是拿着命在开玩笑呢。”
“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 ‘不畏艰险’，作为团队精神的第一句话。”
“那后来那几个小青年走了没有？”
“没有！”沈明绕笑起来，“后来都成了我们公司的骨干！”
“洋山是艰苦，但也特别磨炼人，如果接受不了，那你就被淘汰；如果能挺下来，那你肯定能担当重任，做一番事业。”
通勤要“颠沛流离”，施工也危机潜伏。洋山海域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洋流复杂，水下暗涌多变，当地渔民所称的“暴子”——每年总要光顾个十来次的海上风暴，更是给施工带来极大威胁。
极端的时候，水工项目部每次出工、收工都要清点人数。一种风险是，“比如某个工人在你身后扎钢筋，如果他刚好有点贫血，蹲的时间久了，一站起来掉下海，”王斌说，“如果没有人看到，那他可能跟着潮水就走了。”
意外、事故乃至海难，在洋山建设早期并非绝无仅有，沈明绕自己就差点经历过。
“有一次在小洋山施工，我肾结石犯了，痛得满地打滚，但那天起了大风浪，交通船全部回港避风，而仅有的卫生所又在大洋山岛上，船只无法靠岸，怎么办？”
最后的结果是，项目部找来四个小伙子把沈明绕四肢抓住，等船略微靠近，就把沈像荡秋千那样往船上抛，再由船上的人将其接住；到了大洋山下船，也如此照做。
“我亲身感受过这些弟兄们的情谊，所以能把生命托付给他们，把彼此当成亲兄弟。”沈明绕说。
作为书记，沈明绕几乎拜访过每一个职工家属。工程吃紧阶段，员工们无法按照正常的休息日回家，项目部领导就利用出差或开会等机会，抽空拜访家属。
起重工张根祥1月6日生日，却因为施工需要无法回家与家人团聚，去上海开会的沈明绕于是代表他回家，“家属一直等到12点钟，我们到了之后给他爱人送了一个蛋糕，当时家属感动的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
2003年2月，项目部的驻地搬至小洋山岛。该年8月，C标码头项目部办公室发生火灾，年轻员工们纷纷冲进火场里，救电脑，抢资料、搬仪器，但个人的物品却因抢救不及全部被烧毁。
“当晚无处可去，也无处可睡，大家就在小洋山的斜坡上，开会。本来有职工可以回家探亲，面对这场突来的灾难，他们主动放弃休假。本来承台贯通的“8·30节点”十分紧迫，难以完成，经过烈火洗礼，职工硬是奋力拼搏结果提前一天完成。”
“职工们把信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2016年6月2日，坐在项目部办公室里，左手戴着表、右手戴着小米手环的沈明绕说，“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有一种在战争年代激情岁月里的感觉。”
技术先行，注重细节，团队取胜
作为中建港务的前身，上海港务工程公司在2002年进入洋山时，并没有技术和设备优势。
“我们原来主要是做黄浦江内部及沿海的码头、仓库和道路，没搞过大规模的集装箱码头，更没做过无依托孤岛施工的海港，在技术上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沈明绕说，“因此我们就提出后面的几句话，就是技术先行，注重细节，团队取胜。”
“这么大的工程，你靠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是做不了的，要靠整个团队拧成一股绳，完成工程各个目标节点。”
按照王斌的说法，那时候沈明绕实施的是“群狼战术”。为了高效完成任务，项目部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只要下了命令，这个事情你就一定得去做，没得商量。”
原定两周休一次假，但这个规定很快被打破。“洋山工程自从开工之后，就没有元旦、春节、五一、十一、中秋……什么假日都没有，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在岛上。”沈明绕回忆说。
2003年，项目前期工程工作船码头进入施工最紧张阶段，时任项目质量总监的柴刚强吃住在施工现场，平均每天睡眠不足六个小时，整整93天没有离开洋山，创下公司驻岛作业的记录。当他回到松江老家时，长头发、长胡子、又黑又瘦的柴刚强与平时形象判若两人，以至于连母亲都没有认出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更多的人物和事迹，被记载在《激扬东海：2002-2012》这本纪念上海港务工程公司进军洋山十年纪念的书中：
“港工洋山号”轮机长李忠宝每天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入睡，“桩不沉完不回家”；
测量员庄国强为了洋山工程，新婚三天就偷偷奔赴洋山，成为“失踪的新郎”；
取样员胡本吉为了抢潮水浇筑砼（混凝土），期间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也无法立即赶回；
人称“干不死的老黄牛”的吕凡昌为工程一年多未休假，回到家后，两岁儿子不认识父亲，妻子则以为他刚从“赤道”回来；
C标项目部总工程师，被称为“洋山一枝花”的许月红只能在电话里指导孩子做作业；
一期D标项目部主管施工员孙二建为保证灌注桩施工质量，对施工过程日夜监控，施工最紧张的半个多月里，他将铺盖搬进施工现场的集装箱，被戏称“睡集装箱的施工主管”；
洋山二期道堆工程进入攻坚阶段，道路组主管施工员张海年妻子突然患重病，当大家问他为什么还要选择留下时，他说，“我欠老伴儿的已经很多很多，还是攒到退休后一起还吧。”
……
这样的故事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以新闻的角度来看已缺乏“爆点”，但就是这些平凡的人，赶潮水，抢工期，“吃三睡五干十六”，甚至在寒冬腊月全体吃住在码头面层，“用体温养护混凝土”，最后促成洋山港区一二三期项目的大小100余项工程、400多个重大节点无一延迟，全部如期或提前完成。
王斌说，做码头是“看天吃饭”的工程。洋山的潮汐是规律的半日潮，12小时内会各有一次高潮和低潮，那意味着，水工码头的施工需要随潮汐而变。为了把握最佳的施工时间，王斌自己就经历过连续一个月24小时通宵作业，“平时睡觉可以一觉睡八个小时，到了那时候，你就需要把这八小时拆开来睡”。
高强度施工，加上无法保障的睡眠，更不用说早晚的寒冷、持久的潮湿以及不时袭来的暴风雨，这些都成为每一个洋山人无法遗忘的印记。
1996年，为解决上海黄浦江内码头岸线用磬、长江口进港航道水深太浅，远不能适应集装箱船舶大型化发展要求的问题，洋山深水港区选址正式开展论证，并于2002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
2008年年底之前，洋山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先后竣工开港。开港10年间（2005-2015），洋山深水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08亿标准箱。2010年首次超越新加坡，成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其后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六年（2010-2015）保持世界第一。
不过，对于沈明绕来说，2003年至2005年建设洋山的高峰期仍是最值得怀念的日子。一期工程港口北围堤全线合拢，一期工程桩基、码头主体结构、陆域形成全部完成……没有出过黄浦江的上海港工是第一个在工程结束之前就已完成技术总结和专利申报，到2005年8月一期开港时，“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任何一种码头形式我们都可以做了。”沈明绕说。
因为当时最艰苦，所以今日最能忆苦思甜。而洋山工程也给上海港工反哺了最好的馈赠——
依托洋山工程，这个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国有老企业实力与日俱增，核心装备日益健全，三条水工施工生产线完整建立，固定资产净值也不断攀升，职工年均收入持续上涨，人才也得到极大的培养——据不完全统计，原上海港工（现中建港务）现任中层领导和业务骨干，有60%都参与过洋山项目。
做一个“碗”，把砂吹进来
如今，站在洋山四期码头上，如果打开未经更新的地图软件，你很有可能看到的结果是：代表你坐标的那个小圆点，正孤零零地处在大海上。
这当然不是系统显示错误，而是你脚下所踩着的土地，在几年前原本就是汪洋大海。
然而，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呢？
“简单来说，你得先做一个‘碗’，把边界条件形成了，然后再往里面吹砂、填石，做成陆地。”王斌对我说。
“碗口”的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天然存在——以四期工程为例，其所依托的颗珠山岛和大、小乌龟岛原有的海岸，就是自然的“碗口”，而项目部需要做的，就是在这几个岛屿之间修建堤坝，将它们连接起来，让“碗口”变得完整。
等半边“碗口”形成，就修筑另外半边。施工团队根据规划好的路线，在距离海岸几百米之外的区域进行围堤，并将它们与海岸相连——但又留下一个“孔门”，以便在后续的吹砂过程将海水排出去。
工人们在梯形堤坝的外侧放置巨大的扭王字块以防止海浪冲击，内侧则铺设无纺土工布，这种高强度、高韧性的纤维布能让水自由通过，但“碗”里的砂却无法漏走。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吹砂了。所谓吹砂，那是很形象的说法：数台乃至数十台吹砂船列阵在堤坝外侧，将超强吸力的泵伸到海底，就像吸尘器一样，把海底的砂子连水带泥吸起来，然后通过向天抬起的吹砂管，将砂子源源不断地吹进“碗”里。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但所需的砂量却大得惊人。洋山四期工程所设定的道路面标高是7.2米，那意味着，吹砂所形成的高度要达到海平面以上7米多才行。
陆域项目部总工程师吴恺一自2007年进入洋山以来，一直在陆域项目负责地基加固和道路堆场施工。吹砂完成，下一步就是他接手的阶段了。
“要进行地基加固，首先是要把砂地变得密实。”他介绍说。洋山从一期到四期，无一不是超过一百万平方米的大面积路域，常规的地基加固工艺，例如打桩、置换等，都不太适用。在洋山，他们主要使用三种方法：塑排、振冲、强夯。
塑排法，就是将一种带凹槽的塑料排水板插入地下30米，排水板被土工滤膜所包裹，透水隔砂，“我们每隔一米打一个点，就像插秧一样，在整个场地上打满排水管，形成纵向的排水通道。”
一根根像吸管一样的排水板打入地下后，就将砂土和爆破得来的石材堆载在砂地上，压力会迫使砂地里的水像毛细管效应那样渗出地表，而流到沟渠里的水又被大功率的泵抽到堤坝外。
“没打塑料排水板之前，那里就像沼泽地一样，人很难站立在上面，甚至可能人都会陷进去，但塑排完成后，整个地面就像普通的砂地一样了。”
塑排和堆载预压完成后，下一步就是振冲和强夯——前者主要针对砂地，后者则对付砂石混合地带。
在道堆项目上，作业面是分区进行的。一个区域完成塑排，就把该区域用于预压的石块挪到邻近的另一区域，而在原来的区域里，施工人员会通过会高频振动的振捣棒，将地下15至20米范围内的砂地进一步“搅拌”密实。振捣棒插入地下20米后，每振动半分钟就往上提高一米继续振动，直到将这一垂直区域循环三次振动完毕。“在这之后，砂地的密度就变得相当高了。”
对于砂石混合地带，施工团队则使用强夯的方法。他们通过履带吊机将一个直径两米、重15吨左右的大铁饼吊到20米的高度，然后脱钩，铁饼自由落体，将地面夯实。同一个地点，砸上10至12下，地面就会往下沉降50公分左右。
“这样就在15米范围内的表层，形成了一个像硬壳一样的地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做管网，铺设混凝土路面。”吴恺一说，“当荷载上去之后，地面肯定还会有沉降，但沉降的速度和沉降量已经能控制在设计允许的范围内了。”
2009年，洋山四期开始吹砂和地基加固。2014年12月，总投资约139亿元，岸线长近2800米的四期工程正式开工。其中，由中建港务承建的总面积110.3万平方米的I、III、IV、V标段于2015年4月28日开工，计划于2017年6月30日竣工。
真正的无人码头
6月2日下午，水工项目部的总工程师胡令带我到洋山四期的码头上转转。
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生长在长江边上的这个重庆万州人第一次专程跑到上海去看海。那并不是一次惊喜的体验，他甚至有些失落，“为什么海水那么浑浊”。
水工项目部总工程师胡令走上四期码头
2006年，胡令进入上海港工（现中建港务），但直到2013年才调到洋山项目。“那时候，公司所有的年轻人都很羡慕这个项目。”到洋山后他发现，这里的海水也从来没有清澈过。
洋山四期，中建港务承建水工码头II标段1432米和工作船码头标段350米的工程。水工码头于2014年12月23日开工，预计于2016年9月30日竣工。
码头施工的流程可简单分为九步：沉桩；现浇桩帽；安装电缆沟底板；安装梁系构件；现浇节点、悬梁臂；安装面板；现浇梁顶板缝；现浇面层；安装橡胶护舷。
胡令告诉我，与一二三期相比，四期码头的地质条件相对较差，水下淤泥层就二三十米的高度，70多米的钢管桩打入地下，很容易出现“溜桩”的情况。“如果溜得太快，它就会穿出打桩的范围，掉进海里去了。”胡令说，“后来我们调整打桩的顺序，并对打桩的榔头进行改进，逐渐把这一块风险给规避掉了。”
按照王斌的说法，“我们不是土行孙，在茫茫大海上打桩，困难可想而知。”与土建不同的是，水工有其特殊性，此前所提及的赶潮水施工，钢管桩如何保证精度，包括钢管桩的防腐处理，都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要保证码头的生命周期，施工团队需要在水下钢管桩上安装阳极块，以排斥海水中的氯离子，减缓海水对钢管桩的腐蚀。然而，在洋山项目中，阳极块的安装质量控制难度大，“因为这里海水浑浊，潜水员带着阳极块潜下水后，一米不到的深度就已经全部看不见，只能凭着手的感觉来进行作业；而且，由于我们没法跟着潜水员下去安装，他是不是把阳极块焊接到桩上，以及焊接的质量怎么样，我们都没法判断。”
为了把“良心活儿”变成“放心活儿”，水工项目部改进水下摄像装置，成功提高阳极块安装的水下质检。安装了阳极块之后，可保证桩体25年不受腐蚀影响，当阳极块消耗完毕后，再更换新的阳极块。“虽然这个码头的整体使用寿命是50年，但我们国家造的东西，100年都没有问题。”王斌说。
但这些都已经是“完成式”了。如今能看到的，就是深灰的、浅黄的海水从天水一线处飘荡而来，一直延伸到码头的边沿，浪与浪相互错峰、推搡、交杂，汇成一片无边无际的低鸣。
这无休止的浪响混合着持续不断的机器轰鸣以及时不时从远处传来的轮船汽笛，既让人错觉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又让人蓦然惆怅，自己离这一切是何其疏远。
我清楚地知道，等工程完工，港口开港，这一切感觉都不复存在了——有的只是五万吨、七万吨乃至15万吨级的巨轮从不远处被推送过来，缓慢而又携带着令人恐惧的能量触碰在码头的橡胶护舷上，然后，几层楼高的桥吊会沿着铁轨悄无声息地滑动到固定的位置，抓取那一个个又庞大又娇小的集装箱，等待集装箱卡车装箱，运走，通过30公里的东海大桥，再送达它们应该抵达的地方。
而且，在四期码头，这一过程会显得格外安静。
依照计划，2017年竣工后，四期将变成一座真正的“无人码头”。从洋山四期工程自动化码头装卸系统动画演示视频可以看到，集装箱的进场、运输、堆放和出场等一系列操作，都将在无人条件下进行。那意味着，在大部分情况下，仅仅依赖工作人员在中控塔（就像机场的中控塔一样）里的操作，就能智能地控制每年400万标准箱集装箱的装卸。
从七个泊位到堆场61条箱区，集装箱的自动化装卸，除了有赖于极其复杂和智能的操作系统，也有赖于无数个遍布码头、道路和堆场的磁感应装置。
在靠近桥吊的区域，我们看到两个工人正在安装这种被称为“磁钉”的小东西。那是一个如大拇指直径大小、毫不起眼的圆柱体，工人把它放入一个略大于同等直径的小洞，然后在表面抹上胶——这一切就算完成了。
每一个磁钉都有固定的编号。从另一个抽象的角度来看，整个码头就是一片网状的密集数字，这些数字根据控制中心的需求，“牵引”着自动导引运输车把集装箱运输到固定的位置。
为了避免影响这些磁钉的灵敏度，四期码头面层没有使用常规的钢筋，而使用由玻璃纤维构成的“塑料钢筋”。“从土建的角度来看，它的强度没有一般的钢筋强度高，但可以克服对自动化设备可能的影响。”
“做工程尤其是做土建，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胡令说，“它不像精加工，比如造汽车，做工程总会存在一些边边角角的破损或其他的质量通病，终归会有一些遗憾。你想做到毫无瑕疵，但实际上任何人都做不到。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是一个难题一个难题地去解决，一旦把问题拿下，心里又感觉特别的舒畅。”
孤岛上的坚守者
关于吴恺一，项目部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曾经有人问吴恺一，他到底能喝多少瓶啤酒，吴不说话，竖起一根手指头。
“一瓶(楼盘资料)？”他摇头。
“一打？”吴还是摇头；然后再一次竖起那根手指头：“一直喝。”
我没能验证这一点，却见证了他的另一个“一”：在岛上过夜的6月2日，吴恺一一晚上都在打嗝——王斌说，这就是做洋山工程十年来饮食作息不规律、因此犯上胃病的结果。
胡令喜欢看小说，金庸、古龙和《平凡的世界》；王斌，以及陆域项目生产经理张泽和沈诚则喜欢追美剧，打CS和DotA，虽然大部分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在虚拟空间里征战，现实的战场就已经够他们忙活的了。
不过，如果非要给他们别上一个标签，那可能是：他们都“爱”开会。
“他们都说洋山这个地方是夜总会，别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夜里总开会，简称夜总会。”王斌说。
这个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11年前。2005年东海大桥通车之前，小洋山岛上没有电视和网络，晚上无工可施时，时任项目部党支部书记的沈明绕就开始“无事生非”，于该年组织成立“洋山学社”。
“跟我们一墙之隔的单位，一到晚上就是哗啦啦地打麻将，我们这边不是，就是学习。”沈明绕说，组建学社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而是研读图纸、研究工艺，探讨施工技术，及时解决工程中碰到的技术难题。
面对从未涉足的外海工程和世纪精品的高要求，从第一次施打大口径的密排钢管桩，第一次接触海上大体积高性能混凝土，第一次自主指导大口径高标准螺旋钢管桩，第一次见识水下阳极块，第一次实施深海地基加固，第一次施工水下倒滤层……无数的第一次，给年轻人们带来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以“洋山学社”为平台，项目部最终研究并获得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获得省部级工法6项，国家级工法3项；获得集体科技进步奖3项、水运科技进步奖1项及上海市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各一项。
沈明绕说：“我们说利益最大化——工程做完，挣了点钱，那不是最大化，而是工程优质、安全地做完，然后挣钱；第二是要通过工程造就一批人才，第三要有成果，第四要得奖，第五是要结交一批朋友。”
说到结交朋友，王斌的说法是：“在这种工地上滚过以后，我感觉有在部队里的那种兄弟情，走到哪里都忘不了。”
晚饭喝了点啤酒后，我们坐在张泽和沈诚的办公室里一起喝茶，陈浩、胡令也都在场，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我跟胡令睡在一起的时间，比我跟我太太十年加起来的时间都要长。”王斌说。
虽然王斌说的是玩笑之语，但把项目部比喻为一个大的男生宿舍也许并不为过：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最好的时光都与彼此分享；一起学习，做功课，应对小考和大考，闲时运动、吹牛、八卦、喝酒，也许偶尔还抱头痛哭过。
如同这个混合了人工工程的孤岛，他们也生活在某种“孤岛”之中，与外界隔绝。
王斌有一个颇让人怃然的比喻：“正常的人朝九晚五上下班，他们的生活是一部连续剧；但对于我们来讲，生活就是一段PPT，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片段，而且这个片段有时候还很卡，两个星期是最起码的，有时候忙起来一个月都回不去。”
现实中“受困”于此，因此精神上就要追寻更大的自由。王斌说，在这里，你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喝酒打牌睡觉，还有一种，反正你也回不了家，陪不了爱人和孩子，那你就拼命地干。”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指出，当人类从低到高满足了生理、安全、社交、尊重需求之后，最后的需求就是自我实现。对于项目部的人而言，这一理论仍然成立，就像陈浩说的，“除了这个，你还会干嘛？你只有通过这个来实现你的价值。”
“那你们有后悔过吗？”我问他们。
短暂的沉默。还是王斌接上话：“肯定有后悔的，我估计在座的都会想，肯定不让自己的下一代做这个行业了。”
然而对于他们而言，选择已经成为事实，“既然我已经入了这行，那我肯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不可能中途退出。”陈浩说。
再或者，就像胡令说的，“我们也不适应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了。”
他们是永远的幕后者。“我们就像装修工，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进去，然后搞得有点成就感的时候，我们又该撤了。”
项目管理者的地位不高也让人偶尔失落。他们自嘲是“弱势群体”，“有时候受的委屈比民工还多一些”，因为现在的民工越来越知道维权，项目管理者夹在业主和工人之间，不得不“忍辱负重”。
这里的生活当然也不便利。远离都市，没有精舍，没有美食，没有华灯，没有鲜衣——实际上，即便有钱消费，平时也没有合适的场合，大部分时候，他们都穿着公司发放的工装，唯一要多买的就是鞋子和袜子——因为整天在现场走来走去，“费鞋费袜”。
期间有人选择退出，也有人选择坚守。对于坚守者来说，这一切都成为生命中累积的记忆。
王斌记得做洋山一期工程的时候，在海上见到过海豚；记得涨潮时被冲到混凝土承台上的带鱼；记得晚上去码头钓鱼，两个小时就可以钓到一塑料桶的鱼虾，然后拿回去清蒸爆炒，就着啤酒大快朵颐。
早在唐大中四年（850年），就已经有关于小洋山岛的文字记载。自宋元至明清，洋山的渔汛一直盛如海上大都会。明清两代，作为水师海防要地，政府曾在岛上埋设有军事界碑。顺治年间，郑成功与张煌言在洋山会师北伐。到了1949年8月，在国民党政府全面崩溃之际，蒋经国又曾赴小洋山活动。
小洋山旧称羊山，以岛上多羊而得名，平地少，多秃岩，其居民先辈则多从宁波、温州、岱山、南汇等地迁入。2004年，岛上原住民全部搬迁，只留下一座陵塔，供奉先人的骨灰和牌位。
时至今日，每到周末就有人从邻近城市驱车过来，到风景区扎好帐篷，支上鱼竿——据说还能钓到十几斤的海龙鱼和七星海鳗。
还有一些游客专程上岛来看日出和日落，项目部的人总忍不住觉得有点好笑。最壮丽的海景都已见过，乃至于日落日出都已经“看吐了”。但与大海朝夕相处，的确让他们心生感怀，王斌说：“大海平静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但当它发起怒来又感觉跟人生差不多。如果一直面对大海，你就会变得无所畏惧，家庭的、工作的困难，包括社会上想不通的事情，看到大海都想通了。”
“你们知道洋山四期做完之后，自己会去哪里吗？”我问他们。
“不知道，”王斌回答，“痛苦就痛苦在这里，我们就像浮萍一样——”
话还没说完，旁边的沈诚冷不丁接了一句无厘头的：“生如溪流，随风飘走。”
他们相互取笑对方将要去非洲或其他鸟不拉屎的地方，但他们心里也清楚，“现在海外的机会还是更多一些”。近十几年来，国内水工码头建设兴旺，但有限的海岸线导致市场逐渐萎缩，产能过剩，利润降低，港务公司只能真正“出海”，去海外拓展商机。
截止发稿，中建港务洋山项目部所在的临时设施已经拆卸完毕，由于施工的需要，他们已全部挪到更加临时的场所里去——住进一个个集装箱里。
6月3日中午，吴恺一开车回苏州的家，顺便送我去上海虹桥火车站。从小洋山离岛，车驶入滂沱大雨中的东海大桥，海上波涛激荡，除了一片浑浊泛黄，什么也看不清，唯有眼前的雨刷轮番扫开玻璃上的雨帘，露出一直延伸到繁华沪上的大桥。
前一天晚上他们担心我会睡不好，因为整夜施工的机器噪音会毫无阻隔地钻进屋子里来。我说，我什么也没听到，又抑或是，那机器的轰鸣太有节奏，混合着打在蓝色钢板屋顶上发出“哒哒哒”声响的雨声，反倒让人觉得心安梦稳。